报道：陈星恒

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米兰的“海湖庄园协议”通过关税壁垒及美元贬值，化解国债，实际上正奏响美国霸权崩解的安魂曲，成功机会渺茫。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关税政策以极不体面的方式对全球发出威胁，却因美元贬值并动摇其储备货币根基，暴露了更大的危机，最终适得其反。

但需承认的是，这些手段是对于破解“特里芬难题”（Triffin Dilemma，指一国货币作为国际储备时，国内政策目标与国际责任间的矛盾）作出的真实尝试。

根据被视为特朗普“战略总设计师”的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米兰的分析，美国经济常年面对强美元与空心化的困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发行国，美国必须通过贸易逆差向世界输出美元流动性，并长期承受结构性赤字。同时，发行国的地位导致美元长期被高估，推高了出口成本，反噬本土制造业，加剧经济空心化。

短期阵痛换长期自主

米兰和特朗普经济改革的核心逻辑就是，以短期阵痛换取长期战略自主。加征关税虽推升消费品价格，但可迫使跨国企业将生产线迁回美国，创造制造业就业；美元贬值虽削弱购买力，却能缩小贸易逆差；而将安全承诺与经济让利挂钩，可迫使北约盟友分担防务成本，降低美国军费压力。

按现时的事态发展，米兰亦承认政策实施“前路狭窄”，成功依赖于精密规划与外部妥协。

米兰的“经济战宣言”

米兰2005年毕业于波士顿大学，并于2010年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他于2020至2021年，在特朗普第一任期时担任财政部经济政策顾问，今年3月正式就任为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

米兰在去年11月发布的论文《重构全球贸易体系使用者指南》（简称《指南》）中，提出了一套打破困局的激进方案，通过“建立关税体系修正逆差”、“协议美元贬值提振出口”以及“安全保障与经济义务捆绑”三步，重新构建起一个仍以美国为主，但比现在更加“（对美国更加）公平”的国际贸易和安全体系。

新重商主义宣言

这份“新重商主义宣言”最终体现为以特朗普佛州庄园命名的《海湖庄园协议》（Mar-a-Lago Accord，以下简称“《协议》”）的雄伟经济蓝图，这份协议的命名致敬1985年在纽约广场酒店签订《广场协议》所象征的美国全球领导和影响力。

《协议》内在逻辑可对应《指南》的3个核心思想：

加征关税促进产业回流：美国政府对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美国消费者转向国内生产或第三国进口，商品出口国通过货币贬值抵销成本，从而修正贸易逆差。税收收入将用于美国国内减税，以促进消费与投资。

美元贬值和债务重组：通过协定压低美元汇率，短期可提升出口竞争力，长期可缓解“特里芬难题”。同时，将部分美国国债置换成没有利息的百年期美债，减轻债务负担。如盟友不配合美元贬值及美债置换，美国将不再提供安全保障。

安全与经济的捆绑交易：美国政府要求北约各国提高军费，分担更多军事开支，否则将承担严苛的关税条款。这种“保护费”逻辑已在乌克兰矿产资源谈判中初现端倪。

此外，《协议》还包括封锁部分国家的高科技产业，美国可以对其他国家持有的储备资产收取“使用费”等措施。

在《协议》中，美联储的态度是能否实现“弱美元”战略的关键。今年4月，特朗普开启“解放日”关税大战后，在自家社媒“真实社交”上发文称“此时降息是完美时机”，公开施压美联储配合其经济议程。

然而，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明确表态，“通胀风险未除，不急于降息”。这种分歧源于双方目标的根本冲突——特朗普需要低利率刺激选举年的股市和房市，但美联储须优先抑制物价。若美联储被迫以低利率消化国债，则可能导致通胀失控。美联储能否保有独立性，将直接影响全球投资市场的表现。

忽视关键差异

对于关税战或是减息导致的通胀失控问题，米兰曾援引2018至2019年加征关税经验称，当时关税未显著推高物价。但他忽略了一项关键差异：当前关税规模是当年的3倍，覆盖商品价值从特朗普第1任期的3800亿美元（约1.62兆令吉）增至1.1兆美元（约4.7兆令吉），且全球供应链弹性因疫情和地缘冲突大幅削弱。

另一大矛盾是特朗普团队忽视了其他国家的主观能动性，能透过产业升级转移、国际多边合作等方式消解中美贸易战带来的冲击。

中国企业前往越南建厂以避税；东盟已连续5年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南美向中国出口农产品增速迅猛，巴西成为最大的玉米供应国。即使如传统盟友欧盟，为降低对美技术依赖，在前年出台《欧洲芯片法案》提高欧洲本土芯片生产能力，以及加强光刻机等产业链源头设备的领导力。

或加重政府财政赤字

美国内部情况亦不容乐观。美国制造业月薪（逾5900美元，约2.52万令吉）是中国同业平均薪资的5倍，高级技术工人培养需时，美国工业运转离不开国外的设备支持，已有超过180家企业向美国政府提交超过1100项中国设备豁免申请。

产业回迁推高售价抑制需求，据统计，特朗普的关税对低收入家庭带来的冲击强度是高收入群体的3倍以上，退税补贴能否实现公平再分配，是否会加重政府财政赤字依然存疑。

保护主义的历史宿命

历史证明保护主义从来不是灵丹妙药。

1929年《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导致美国进出口下降超过60%，1980年代《广场协议》签订后对日逆差先降后升，2003年小布什钢铁关税未能挽救钢铁行业，却因成本激增草草收场，皆为前车之鉴。

当前《协议》本质是冷战思维复辟，美国试图以单边勒索维持霸权，却无视全球化形成的深度互赖网络。

美国经济竞争力根基，在于其创新引擎与全球分工的协同效应。各国近半世纪以来支持的并非美国本身，而是其所代表与践行的自由竞争精神——一种在开放市场中不断革新技术、颠覆生活方式的无尽可能。

从福特流水线、个人电脑到生成式人工智能（AI），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伴随着生产力的跃升与生活品质的解放，全球化产业协作使供应链更高效，美国超市货架上摆满来自中国、孟加拉和泰国等地制造的手机、服装和相机。全球消费者广泛使用来自美国的显卡、软件和生产流程。

全球产业协同让美国企业和美国消费者获益良多，美国更应关注的是如何让社会更公平地共享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的成果。

然而，《协议》的逻辑却与此背道而驰。它想要维持美国的经济霸权，方式却是消解支撑美国经济的全球根基。

应创新引擎拥抱分工

特朗普怀念的“黄金年代”——工厂烟囱林立、工人中产梦触手可及——实为冷战红利与技术垄断的昙花一现。

当新兴国家以更低成本与更快迭代速度参与全球竞争，美国的出路绝非筑墙自困，而是加速创新引擎、拥抱动态分工。

特朗普的这场豪赌，正奏响重商主义和冷战思维在新世纪崩解的安魂曲。

新闻来源：亚洲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