灼见

【灼见】宗教监管政策:本末倒置/黄詝瀚

美国禁酒令,又称禁酒时期,是历史非常有色彩的时间段。从1920到1933年,美国宪法第18修正案禁止酒精饮料的生产、进口、运输和销售。此法案得到当时立法者的压倒性支持,并以 68% 的绝对多数通过众议院(相当于我们的下议院)和76% 的绝对多数通过参议院(相等于我们的上议院)。此外,美国48个州属里有46个州批准沃尔斯特德法案(Volstead Act)。

当时的事态发展,似乎是不惜一切代价反对酒精饮料。虔诚的新基督教徒激进分子借用杜绝社会问题如酗酒、家暴等发起反对运动,带动社会共鸣来压下政治力量。推动禁酒令的势力以道德健康之名,获得全国基层人民的回响。

禁酒激活走私黑帮

可惜,随着禁酒令的全面执行,非但没有减少酒精消费,更大大活跃了私酒市场,私酿猖獗、假酒泛滥,甚至间接导致饮酒的人民失明或死亡。此外,政府也大大失去税收,转换成犯罪集团的收入来源。

正是这个时代,传奇黑帮人物如阿尔·卡彭(绰号疤面)和乔治·莫兰(绰号疯子)崛起,并在历史上留下狂野事迹。阿尔·卡彭经营的犯罪集团因称霸走私酒供应链和控制非法酒的市场,获得丰厚收入。他利用这个时期壮大扩展业务,成为芝加哥犯罪集团的创始人和老大,后人普遍称之为“禁酒时期的黑帮”。鉴于弊大于利,在1933年12月5日,禁酒令最终通过第21条修正案被废除,正式为这个禁酒时代画上句点。

近来,我国随“Timah”威士忌换名风波后,又来了一个餐馆咖啡店被迫申请酒牌执照的续集。虽然酒牌规定在1976年国产税法有注明,但从国家独立以来,餐饮业者卖酒从来不需要申请酒牌。在90年代初,也有政客鼓吹政府执行这项措施,但最后在多名政党领袖的协助下,成功让关税局发出延后落实的通函。

如果这项措施真的落实,全国1万5000间餐厅和2万间咖啡店都会受影响。最后,不但业者收入遭受打折,政府的税收也一样减少。

目前,我国烟酒领域的进口关税和消费税在世界排行“名列前茅”。多年以来,我国的烟酒不但没有因高税额而减少消费,反而在走私市场占了龙头地位。更为重要的是,国人把钱都花在贵酒贵烟,减少消费其他物品的能力,经济也受影响。

这逻辑和国产车宝腾的保护主义政策,导致人民需要花费大量积蓄或贷款举债买贵车,而不是用于其他消费刺激经济,极度相似。

宗教不该凌驾国策

另外,大马的宪法确保国家本质上属于世俗国家,非宗教国。可是,烟酒遭政治化的事件不断闹得满城风雨。无论是前首相丹斯里慕尤丁的政府,还是现任首相拿督斯里依斯迈沙比里,宗教主义政策无疑成了常态。其实,以上历史已经证明,宗教主导的监管政策,是本末倒置的做法。

100年前如此,100年后亦如是。

个人信仰,在拟定国家政策时——特别是像我国多元种族的构成——是不该纳入考量的。同时,在国家经济急需复苏的节骨眼,这些无谓和无聊的规定或新法令毫无帮助。如果一味让政客的个人企图推动政策,最终会把国家推向不归路。监管的反效果,或许最终会带来不可逆转的损害。既然有了前车之鉴,为何视而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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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或致政客冒现 借宗教遂私利损社稷

(八打灵再也7日讯)土耳其裔美国学者阿末库鲁提出,利用宗教来获取政治利益,对任何信仰来说都不是好事,而且从长远来看或损害国家福祉。

他说,在选民相信宗教话语的国家里,回教政党往往利用宗教来达到政治目的。

库鲁是《回教、威权主义和发展不足:全球和历史比较》一书的作者,他说,此举“不利回教”,因为民众视宗教为政治工具,而非道德源泉。

他对网媒“自由今日大马”说:“最后人们,尤其是年轻人,对宗教持讽刺态度,并且倾向于逃避宗教活动。

“宗教政治化也与回教的真诚(ihlas)概念相矛盾,因为假仁假义往往是宗教和政治的混合体。”

库鲁是针对伊斯兰党署理主席拿督斯里端依布拉欣在党报《Harakah Daily》指回教在选举中的胜利可以赦免“过去和未来的罪孽”的谈话,作出上述回应。

端依布拉欣还说,新政权将纠正过去历届政府所允许的恶习,其中包括赌博。相关报道过后已被撤下。

库鲁说,宗教和政治混合也不利政治,因为将这将导致宗教煽动者当选,而出现“不合格的政治人物”。

他说,例如,这些人掌权后,他们的无能可能引发经济危机。

 “政治与宗教混为一谈还可能导致政治人物根据自己的政治目的来决定什么是回教,什么不是回教。

“他们还可能将对手标记为‘反回教‘,就像以色列政治人物将批评者标记为‘反犹太主义者’一样。

然而,库鲁指这些问题并非回教占多数的国家独有。

他引用了美国福音派和共和党之间的联盟,并指该联盟让许多无能的政治人物进入公职。

“这对宗教不利,因为无宗教信仰的美国人数量有所增加。这对政治也不利,因为美国正面临政治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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