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運動員之死說起……上篇】報道|黎添華、張燕萍 圖|受訪者提供、網絡
對理科大學運動心理學副教授關沛恩來說，2021年絕對是他悲喜交加的一年。在亞洲大獎（ASIA AWARD）上，他獲得了2020/2021年傑出學術人員殊榮，但也就在同一年，他失去了不少運動員。這些運動員是因為疫情間飽受精神壓力，所以毅然選擇退圈，甚至自殺，盡管他成功救回了一些健兒，但還是有2人不幸結束了本應璀璨的人生。
鄭聯科
值得關注的是，關沛恩承受的不僅是一位學術人員的打擊，或單一的自殺個案，因為若向來被認為健康正向的體壇也發生自殺事件，這無疑敲響了一季警鍾。
一切，從運動員之死開始說起……。
十年磨一劍，出鞘卻無期
當檳城跳橋自殺案件備受關注之際，許多人或許不曉得其實各地也都上演著一出出的自殺情節，其中，部分涉及者更是體壇健將。
關沛恩就向本報透露，和許多人一樣，疫情也影響了健兒們的情緒與心理，尤其健兒們過去承受的壓力本就比一般人來得大，因此疫情無疑也成了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去年，他就失去了2位健兒，至於成功被救的健兒雖然看似已經無恙，但後續如何仍在觀察中。
所謂疫情影響健兒情緒，指的是健兒們在過去2年來無法參賽，因而找不到繼續下去的意義，其中一些準備就緒多年的運動員更宛如陷入“磨劍十年，出鞘無期”的窘境，頓時失去活下去的價值。
“尤其是那些即將退役的健兒，錯過了2年賽事幾乎就等於白白錯過了人生中最後的一次機會。”
關沛恩的分析不是沒依據，根據一項涉及488名我國健兒的“2020年大馬運動員疫情管製期間普遍情緒困擾”調查顯示：
·7.2%（35人）表示非常壓力
·20.5%(100人)表示十分焦慮
·10%（49人）直言非常壓抑低落
盡管合計未占多數，而且目前訓練與賽事也恢複到疫情前的運作，但這個數據仍敲響社會警鍾。
類似事件不僅發生在我國，澳洲體育研究院（Australia Institute of Sport，AIS）的數據顯示，20%選手在疫情期間處於高壓狀態，壓力比一般人來得高。
更早之前，國際奧委會在2019年的數據就顯示，有近35%的頂尖選手曾患上心理疾病長達一年之久，而患上憂鬱症的大專院校健兒則高達25%。這還隻是保守估計，且發生在疫情前，換言之，如今的實際情況可能會更嚴重。
造成一定程度精神創傷
值得留意的是，就算疫情看似趨緩，但是我們還未能掌握健兒們在疫情後的情緒後遺症，畢竟，疫情對健兒們所造成的精神創傷與隱憂，或許早已潛伏成計時炸彈，爆發隻是時間問題。
除了無法比賽，國家訓練機製是否完善也左右著健兒們的情緒。
關沛恩就指出，在他接觸的健兒中，一些基於管製期間無法訓練而焦慮，因為他們認為一旦失去充足且全面的培訓將等於逐漸落後其他對手。尤為一提的是，由國家體育研究院所做的一項調查也有類似的發現。
再來，即便能在家訓練，但許多只能在家自行訓練的健兒，也因為沒有教練貼身培訓、缺乏訓練器材、膳食營養指導，因而產生情緒與心智上的困擾，甚至失去了訓練的動力。
馬來西亞體操理事會主席拿督斯裏陳穎椿也意識到這個問題。他向《南洋商報》表示，過去健兒們從早到晚都會接受密集訓練，而其訓練強度更讓健兒們明顯得到啟發與提升，然而停止訓練或只能在家自行訓練，無疑等於廢了他們的天賦，斷了他們的機會。
所幸，該會想方設法讓健兒們接受正規培訓，其中，更在東盟運動會前讓健兒們出國接受一個月專業培訓，最終獲得好成績。另外，國家體育研究院展開了實驗性的“隔離培訓營”計劃，其中參與的76名國家選手都展現了比隔離期時更好的精神狀態。
不得不提，盡管上述2個例子屬於積極應對的成功範例，但也直接反映出疫情是如何加劇健兒們的心理壓力，而一些資源有限的項目更沒有那麼幸運，相關健兒的焦慮也絕對是可想而知的。
理科大學運動心理學副教授關沛恩。
奪標力比過去大，獎牌期許比疫前高
不得不提的是，在功利主義盛行，資本滲入體壇的今天，健兒們的奪標壓力無疑比上一輩的健兒們來得高。
《南洋商報》聯係上2位曾嚐試輕生的健兒，其中，來自中馬的一名健兒就坦言，奪冠壓力幾乎壓得她喘不過氣。這名不願具名國手透露，每逢有賽事，支持者與網民湧入集氣給力的做法其實都對她帶來一定的負擔，雖然她會盡可能調適自己，但說沒有壓力是不可能的。
成敗將決定自身前景
此外，盡管教練與家長都表示不介意輸贏，但是她深刻了解到自己的成敗不僅將決定自己的前景，更包括政府對這個項目的重視、資本是否願意讚助，以及全民對這個項目的看重，這都讓她倍感壓力，甚至曾嚐試結束生命。
“不知道為什麼，大家很希望我拿冠軍，但我其實就隻是單純地喜歡這項運動而已，能代表國家出征就很滿足了。”
另一名退役多年的北馬健兒也納悶，盡管過去的健兒都有追逐榮譽的夢想，但他卻覺得近年來社會對獎牌的追求越發執著。
“就算你比過去更進步，但沒有獎牌就是失敗，而且還要是金牌，因為沒人會對銀牌埋單的。”
獲得奧運23面金牌而被譽為世上最偉大運動員的麥克菲爾普斯，就因為在倫敦奧運隻獲得2金2銀，與賽前預期有差，結果一度自責，甚至陷入絕望的情緒困擾中。
顯然的，這些曾以為可以在自己的興趣上發光發熱的年輕人，反倒成了不愛運動者在電視機前的某種寄托，甚至還在自己的興趣上無奈地賠上幸福與快樂。
法拉安衣著被指衣著不雅。
健兒素質也是關鍵
無可否認外在因素是健兒們飽受精神困擾的原因，但內在因素也是關鍵之一。
曾5次出任奧林匹克舉重賽事總裁判的世界舉重理事會署理主席拿督王寶榮就向本報坦言，若和過去比較，現今選手除了較不能吃苦外，心智更相對脆弱。
“這一代的選手都被寵壞了。父母們會要求更好的待遇，教練的培訓次數還得遷就健兒及父母，否則健兒一旦退圈，教練就得向部長們交代。”
陳穎椿也有同感，他表示，過去健兒們總是自我承擔成敗，父母的幹預極少，但如今父母會在孩子成為國手後便提出許多要求，如訓練時間、強度、待遇、賽事多寡等。這無疑對健兒來說不是好事，因為這不啻與健兒原本就該經曆的刻苦磨練背道而馳，最終成為“草莓健兒”。而當疫情來襲時，心智不成熟，且心理建設不足的健兒們自然容易產生情緒困擾，甚至引發心理或精神疾病，最終選擇了結自己。
草莓健兒抗壓無力
尤為一提的是，在國際舉重圈四十多年的王寶榮強調，以他多年觀察發現，“草莓健兒” 不是我國的專利，但在我國卻尤為嚴重。再來，他也發現，如今的健兒紀律欠奉，一些甚至在訓練期間談起戀愛，為此廢寢忘食，失戀後更一蹶不振。
“疫情讓他們無法鍛煉又不能參賽，他們擔心前途受影響之餘，還遇到感情問題，心智不強的話，很容做出傻事。”
更甚的是，盡管目前健兒們都恢複了過往的訓練，而國內外賽事也接連複辦，但王寶榮認為疫情期間的精神與情緒困擾已經在健兒身上種下了記憶基因，未來任何一場危機都將誘發出他們的負面反應。
他甚至直言，以他對健兒素質、體壇機製、社會文化，乃至整個大環境的觀察，健兒情緒困擾及自殺的現象，恐怕將來隻會越來越嚴重。
馬來西亞體操理事會主席拿督斯裏陳穎椿。
網絡霸淩製造壓力，外界指責期許更高
就算獲得了充分的培訓及機會，但如今的健兒不見得就更健康，因為隨著社交媒體的普及，健兒經常得承受網絡霸淩。
青年及體育部副部長拿督斯裏鄭聯科認為，網絡霸淩具有“社會群毆”效應，會影響運動員的士氣，也是他們參與賽會的致命傷。
他舉例，如大馬頭號男單李梓嘉，在經醫生判斷需要至少6周時間養傷，因此做出退出共運的決定，但此事卻引起廣大網友強烈的抨擊的霸淩，以及去年蘇迪曼杯我國印裔女羽球員吉蘇娜在面對網友種族歧視，這都讓人感到遺憾。
健兒行為被放大檢視
不僅如此，在體操領域25年的陳穎椿就表示，觀眾對健兒的抨擊無限上崗後，民眾不僅對健兒們的表現作出苛刻的批評，甚至連外形也品頭論足一番，甚至連健兒們的私下行為也放大檢視。
奧運羽球混雙銀牌選手吳柳瑩就曾多次被外界放大個人行為，甚至連代言的決定也被網友抨擊。多次為我國獲得國際賽事金牌的“大馬體操公主”法拉安也曾被保守人士指衣著暴露不雅，結果在社媒上被圍剿，而外界對她的奪標期許更讓她一度喘不過氣。
“法拉安說要退役，我也只能接受，畢竟她承受的太多了,尤其是那些網絡霸淩和奪冠的期待。”
陳穎椿表示，觀眾可以評論健兒們的運動表現，但這必須得建立在合理基礎上，更不是關注在他們的衣著、或個人行為上。
類似事件不僅發生在大馬，22歲加拿大泳將馬庫斯就因為性取向而被歧視，而跨性別運動分子希達維洛麗亞也透露，過去數年，一些擁有雙性器官而無法被歸類性別的健兒，也背負社會的汙名及仇視，部分更面對肢體暴力對待，以致本應在操場上飛馳的健兒萌起自殺念頭。
世界舉重理事會署理主席拿督王寶榮。
下期:健兒雖然是自殺，但我們竟然是“不在場的凶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