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學校長張翔。
報道：黃傑、王可心
香港大學校長張翔透露鴻圖大計，要網羅全球諾貝爾精英，注重“源頭創新”和科研文化，成立12個新的跨學科研究院。
他在行政上重視績效，顛覆港大“程序主義”體製，也掀起校委會黑函風波。但校內精英教授都力挺他，落實港大的破舊立新。
為何銳意變革的香港大學校長、世界級的美國華裔科學家張翔會被香港的“黑函文化”困擾，成為國際關注的政治風波？
近日，張翔和學校的權力機構校委會的矛盾鬧得沸沸揚揚，港大校委稱收到匿名電郵，指控香港大學校長張翔在選擇座駕、遴選教授、院長及處理中國企業的捐款時，可能出現程序問題，校委會主席、大律師王沛詩要召開緊急會議調查。
張翔回應指黑函無中生有，對於隻有校委會成員可收到的機密資料被瞬間外泄，感到極度遺憾，是對他的嚴重誹謗，他已聘用律師處理，相信近日事件“是有人有組織地蓄意而為”。最新的校委會會議決定，委派一個5人小組調查。
港大諾貝爾教授史托達爾（Fraser Stoddart）力挺張翔，認為這些風波都是“茶杯裏的風波”，也是“有毒文化”。對於張翔在港大的破舊立新，他全力支持，認為英國的大學也是有很多的行政幹預，而美國的大學一般更有效率，決策明快，重視績效。他舉出張翔聘請他從美國西北大學來港大任職，開設新的實驗室，還帶來他原有的中國留學生背景的博士後，都在幾個月內搞定，效率奇高，而在其他西方學校，可能要一年以上的時間。
今年59歲、在港大任職6年的校長張翔早在去年底，就捐出自己700多萬港幣（約422萬令吉）年薪的一半給學校的“師友計劃”，要為港大的傳承做出貢獻。
港大過往作為殖民地精英的大學，被稱培訓“小英國人”，重視程序主義。而張翔作為科學家，致力建造吸引頂級科研人才的環境，不惜顛覆體製。他舉例說過去要聘請人才，需要7個單位的簽名，但在他的銳意改革下，如今隻要兩到三個單位的簽名。
港媒質疑張翔“中國背景”
這並不是第一次張翔面對政治風波。2017年張翔選上港大校長時，由於張翔在中國出生長大、南京大學畢業的背景，香港傳媒就質疑他的“中國背景”可能影響港大“學術自由”。2019年，張翔因反對黑暴衝擊立法會的“破壞性行動”，成為學生的衝擊對象，300名黑衣人曾現身校長官邸前，要求他出來對話，他不懼與學生坦誠交流，最後都和平收場。
但是，這次張翔面對的風波背後，是否牽涉香港社會過去幾年的“黃藍之爭”，校委會內部及黑函的源頭是否和支持港獨的“黃絲”有關？仍有待調查。校委會主席王沛詩的丈夫是建製派的“班長”、立法會議員廖長江。香港媒體將這次風波視為建製派內部的矛盾，而政府內部都希望最後可以“以和為貴”，避免事態擴大。
讓港獨職業學生失資源
張翔過往在化解港獨勢力把持港大學生會的問題上，曾采取釜底抽薪的方法，將學校固定征收學生費用支持學生會的規章改變，讓港獨的職業學生失去資源。
張翔留美近30年，他主持研製的“隱身衣”被《時代》雜誌評選為“10大科學發現”。張翔與眾多美國頂尖科學家有交情，理解打造世界級一流科研中心所需的條件，包括學術空間、自由及開放文化。張翔主職港大校長期間，努力為科學家省卻大學教職中不必要的行政程序，成功吸引諾獎得主來到港大，專心致誌的做好科研。
9月22日，《亞洲周刊》記者與張翔在港大校長官邸獨家專訪，張翔談及他對於港大未來科創發展的計劃、對於科研文化的省思，強調源頭創新與底層研究，發揮港大的學術優勢。張翔特別介紹“HKU 100”國際優秀人才招攬計劃和“科創地標”（Tech Landmark）之中新成立12個研究院，為未來科技與產業開路。
香港大學陸佑堂：紀念馬來亞富商陸佑的捐獻。
訪談摘要：
超越過去的政治紛擾，你現在作為港大校長，對於港大未來的願景有什麼想法？
2017年我來香港前，當時的社會生態和現在很不一樣，鬥爭很劇烈，大家互不相讓，而校長則夾在中間，左右為難，但這也是港大前幾任校長都經曆過的。
我當時對香港了解不深，經分析後我認為，就好像每件事背後都由不同維度構成，如水平方向的X軸和垂直方向的Y軸，如果大家都隻想在X軸上面擠來擠去，針鋒相對，就會忘記還有另外一個維度。
所以2017年，我就在思考，如何將這些在X軸上互相廝殺的能量引流到Y軸，從更高視野爭取更大空間，消除原有的內耗。
這不隻是一個左和右的問題，也不僅是社會學、政治學問題，也是經濟問題，因為一旦社會有更高的追求，在經濟狀態和政治狀態上都需要有更高的追求。
在2019年，我會給一些訪客播放一段視頻，內容是一個歐洲家庭主婦在切肉絲，突然兩隻鳥來了，一下子發生爭搶。
主婦便又給這兩隻鳥第二個、第三個肉絲，但它們卻都置之不理，依舊執著於爭搶。這個情形就是，兩隻鳥都只能看到眼前微小的利益，完全忘了還有更大的天空，這兩隻鳥也因此互相成為彼此的囚牢。
所以你覺得香港大學是另外一個天空，你想通過香港大學的改革和實踐，為香港社會帶來新的回應？
香港是東西方文化交彙的地方，港大一開始的初心即是“為中國而立”，對於當時的殖民政府來說，能有這樣的想法還是不簡單的。
如今，港大是世上最國際化的大學之一，去年也獲泰晤士高等教育國際化大學排名全球第一，我們的學生來自90多國和地區，老師也來自世界各地，主要教學語言是英文。
疫情之前中國有一位部長曾到訪視察，他指港大的科研方式是中國沒有的，管理方法是與國際一流學校更接軌。
香港不能靠舊產業
這背後點出香港的學術和科研優勢。過去，香港被稱作金融之都、航運之都，但面對國際變化，香港也面臨很大挑戰。
香港不能單靠舊產業，要開始想怎樣發展新的，比如我們香港大學醫學非常強，我們的研發會帶動新的醫療技術、新的藥物，甚至新的醫療產業。
或比如港大的數據科學（data science）就請來伯克萊加州大學的知名教授馬毅來領銜學科建設。
要成長新的工業，就要考慮兩個問題：第一個是香港的發展怎麼發展，第二個是香港大學怎樣配合香港來引領香港。對於第一個問題，香港要解決房屋問題，而香港不是沒有土地的。
還有香港工業的景觀（landscape）要多元化，要有醫療技術、人工智能、能源技術這些新的方面。
例如我們港大就有一位教授，他發明“空調不用電”這個技術，用一種薄膜覆蓋在玻璃上，降低室溫，不用再開空調。而這系列的技術實際上就能改變整個全球變暖、氣候變化的方向。
作為在中國成長、在美國工作生活總共29年的科學家，你對於中美科研文化有什麼看法？
中美是本世紀兩個最重要的科研力量。過往就是美國第一，美國的高校同時也是中國部分科研人員的搖籃，中美在長期的科研中有很緊密的合作關係。
但這從2018年開始就慢慢改變，開始有對立的政治局面。
中美作為兩個最大的科研力量，他們各自有不同的生態體係，兩方的較量與國家發展的方向都是息息相關的。
就我個人角度，要回答的是怎樣做好香港的科研。中西文化有很大差異，也導致科研方式的差異。
中國人愛好和平，講求中庸，不傾向於針鋒相對，但其實科學有時需要相互批評、相互指責的精神，這一點西方人就做得更好。
但中國文化也有好的一面，會帶來更好的合作精神，當然這可能會帶來一些人情關係、裙帶關係的影響，所以兩種文化各有長處。
其次，比較公平的科研資源的分配是很重要的。不僅是中國，可能東方人都有些急功近利，做什麼事都要快速得到回報，但這就不利於源頭創新。
牛頓看到蘋果從樹上掉下來發現萬有引力，但牛頓當時是想不到，萬有引力會成為幾百年後造出飛機、大炮、輪船的基礎。這一點在東方社會經常會被忽視。
“賺快錢”的思維也反映在我們的科研中，我常常將源頭創新比喻成長江源頭，要注重源頭創新，源頭有水，下遊才有水。因此，首先就要在源頭做“天馬行空”的事，到長江下遊的蘇州、上海一帶才是收成果實的時候。
那香港的創新環境如何？
香港的源頭創新、基礎理論的研究環境跟大中華地區比起來是相當好的。最近美國的研究評價機構“research.com”選取24個學科來評估各個國家的研究水準，他們在物理、化學、社會學、法學等24個學科中選取全球最頂尖的科學家進行排名，在24位中國排名第一的科學家中，有12位來自香港，其中又有6位來自港大，所以僅我們港大一所學校就占四分之一。
基礎學科領先全球
這意味著香港在基礎學科領域的研究處於全球領先地位，這是香港在做源頭創新的優勢，我們的研究方式是與西方頂尖的學校相通，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科研經費的使用效率就比較高。
具體來講，我們也會給到研究人員更大的學術自由，不會要求教授們明年一定要搞一個成果出來。我們是盡量隔數年才考核一次，盡量給科研人員更多自由的空間去發展。
作為頂尖科研人員，你認為什麼樣的環境才有利源頭創新？
這涉及到管理問題：如果校長整天盯著教授有沒有新成果，要不要去評獎，研究者自然會受影響。
這個影響就是行政的幹預。有些大學受名譽誘惑，比如到評物理學院士時候，行政部門就會要求大家去報名，甚至為了這個事情，這些研究人員這幾年就不做其他事了。
但他們本可以十年磨一劍，做很深的學問，為了一個帽子，一個利益，或上面掉下來任務隻做一些短期的研究，這會傾向於隻看到短期見效的成果，這樣做學問就不能長久，十年磨一劍的事就比較少。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中國的創新總比別人慢半拍，其實現在中國政府投入很多，但大多數最頂尖的科學家在忙這些短期行為，但西方包括香港總有一批人在想長期的事。
當然，90%的人最後做的長期項目是做不出成果的，但隻要有10%的人能做出來，隻要有一個喬布斯，有一個比爾·蓋茨，就可以使一個工業誕生，也隻有首先發明新產業的一方可賺盡利益。
就像蘋果公司與郭台銘的富士康。台灣的代工廠20萬工人加上印度的，可能就賺約10%的錢，90%的利潤是2000個工程師在矽穀做設計。
這個道理講出來人人都懂，但是做起來就晚了，因為科研文化這些東西不能像搞公司，你付我10塊錢，就一定保證有個產出，尤其在關係不好時、卡脖子時，這就很容易被卡住。
但有一些基礎研究，你隻要把它攻關，就是完全打開另一個場面，完全打開另一個維度。
你可以介紹一下具體港大現在整個創新有哪些新的措施嗎？據我所知現在有新請來一位諾貝爾化學獎得主？
不隻是化學的，我們現在正推動HKU 100計劃，聘請全球100位傑出人才。說到“人才”，我想要區分一下“人才”與“人材”。
所謂“人材”就是要求他要馬上有用處，是短期行為，但若想發展好的工業，你要有思想，要有高度的要求。社會中總要有這個源頭創新的一批人。
不能把每個人當做螺絲釘，做個木材一樣的事，所以應該是“才華”的“才”，不是“木材”的“材”。
香港需行業頂尖者
我們香港常常講要“搶人才”，實際上香港需要的人才是行業頂尖的人，這樣的一個人能比1萬個人，我們缺乏的始終是擁有戰略眼光的引領者，頂尖人才本身就能帶一個研究團隊，我們香港需要這樣的人。
頂尖科學家能帶動一群人，因為他的思維和維度完全不一樣，會帶來新的碰撞。我們就有一個國外來的學者，他入職的這個專業本來是比較死板的，大家就像工廠裏工人做活，每年出兩篇文章。
他來之後就教大家想更高的問題、更好玩的事，科學上面一下子就把他興趣帶上來了。其實大家都有這個潛能的，但必須要這些人有機會去試，而這些人就會起到催化劑作用。
HKU 100計劃目前吸引50多位人才，還會繼續下去。這樣的規模在亞洲其他學校目前是很少見的。
除了這位新到任的諾貝爾化學獎得主，我們還吸引3位斯坦福的院士、麻省理工的一位非常年輕的正教授、耶魯法學院的教授、還有伯克萊的教授，都是來自頂尖學府。
這還包括賓州州立大學一位非常年輕的助理教授，堪稱“學科superstar”，我曾為了吸引他來港大，開車來回8小時，就為了請他和太太吃一頓飯，爭取見一面。
還有就是要盡量減少行政阻力，讓他們專心科研，把內部行政框條盡量簡化。其實港大還遺留很多殖民時期的傳統，改革起來難度很大。
但在這5年中，我們進行改革，效率提高，學校也煥然一新，否則就算能吸引人才，也留不住人材。
張翔小檔案
張翔，1963年出生於江蘇南京。
1985、1988年從南京大學取得物理學士、碩士，1989年赴美留學，1996年獲伯克萊加州大學博士。
先後擔任賓州州立大學助理教授、洛杉磯分校加州大學副教授及伯克萊加州大學教授。
他在2008年研製的隱身衣被《時代》選入年度10大科學發現，2014至2016年間出任知名的勞倫斯伯克萊實驗室材料部門的總監。
2018年接任香港大學第16任校長，並已獲續任5年到2028年。
2019年，張翔伯在克萊加州大學的研究團隊關於“卡西米爾效應”（Casimir effect）的工作被《物理世界》評選為2019年“10大突破”之一。
新聞來源：亞洲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