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马来西亚统计局数据，椰浆饭价格从2011年的2令吉3仙上涨至2024年的3令吉68仙，涨幅高达81.3%，远超同期28.7%的全国通货膨胀率。大马的椰浆饭，从50仙涨到5令吉你不会太惊讶；打工族的最低工资，也从每月300令吉调整到1500令吉，没人反对；你付30令吉洗头、12令吉一杯咖啡，都能接受。
可一旦医生说：“诊金能不能也调整一下？”
——立刻有人跳出来：你不是该有医德吗？
从什么时候开始，把“医生不该赚钱”当成一种社会正义？又是谁告诉我们，医疗服务必须永远低价甚至“免费”才叫合理？如今，这种不对等的认知，正随着一个新政策的推行，把基层医生逼到了抗议的临界点。
一纸“药价必须公开”的法令，为何激怒医生？
2025年5月1日正式实施的《价格管制与反暴利法令（药品价格标示）命令》，规定所有私人医疗机构都必须：
●张贴出药物的详细价格表；
●包含通用名、成分、剂量、品牌名与单位售价；
●所有药品都必须“看得到”，纸本或电子版都行；
●违规者可被罚款最高5万令吉（个人）或10万令吉（机构）。
看起来，这是一项以“消费者知情权”为出发点的法令，理应值得支持。谁不想知道自己付的钱花在哪里？但问题是，这项政策没有区分药房与诊所之间在运作模式、进货成本与用药逻辑上的根本差异。
在连锁药局、电商平台已能以大批量采购压低价格的年代，社区医生却被要求在不同病人、不同处方之间，维持一套“统一公开价”，几乎等于逼迫他们将诊疗服务简化成“药品买卖”。
更严重的是，药费收入对许多私人医生来说，是维持运营的主要来源。因为，马来西亚的私人诊所门诊费，自1992年以来，33年没有任何调整。
没错，33年。三分之一世纪过去，几乎所有生活成本都涨了，但医生的基本服务费，却被“医德”强行钉死在上世纪。
社会愈加不理解医生，危险的不只是医药费
这项政策表面看是价格透明，实质却可能加速医疗体系的信任崩塌。
你是否能想象这样的画面——病人拿着处方走进诊所，对医生说：“这个药我在某药房看到6令吉50仙，你卖7令吉80仙，是不是太黑心了？”
当“讨价还价”变成问诊日常，医生会不会因此只敢开最便宜、最不惹争议的药？会不会有一天，医生不再先问你“病情”，而是先问你“预算”？
当医生被迫成为价格解释员，而非专业判断者，那才是真正的医疗危机开始。
“医生要吃饭”不是借口，是被逼说出口的事实
没有医生愿意谈钱。但当环境逼迫得太极端时，说出实情就不再是一种奢求，而是一种求生。
多年来，大马的私人医生扮演了健康照护网中的第一线守门员。他们是你晚上找不到专科医生时的第一站，是孩子突发发烧时的守护者，是小镇里唯一懂你病史、愿意聆听的医疗人。
但在沉默多年之后，他们第一次选择走上街头。
2025年5月6日，大马医生公会发起“走向布城的长征”（Doctors Betrayed:The Long Walk to Putrajaya）。他们将身穿黑衣，从卫生部总部步行至首相署，以和平方式表达抗议。
不是罢工，不是对抗，而是对话的邀请。
不是为了涨价，而是为了生存的权利。
我们可以质疑制度，但别怀疑所有医生的初心。不是每一位医生都是完美的。医疗里也存在误诊、疏忽、甚至极少数的滥权。但请别将整个行业一竿子打翻。
我曾见过许多医生为病人买单、减免收费，只因对方是单亲妈妈、残障人士、或临终的父亲。我认识一位老医生，至今仍在用20年前的收费标准，看诊时间却比新医生还长一倍。
但这些故事，从来不见于新闻。
或许大众留意的是“医生开1200令吉感冒药”，却不见有多少医生，一天看了70个病人，挣不到500令吉。
当社会把“医德”变成道德绑架，把“便宜”误当专业，就等于用最大的误解，惩罚了最愿意守住岗位的那群人。
信任，一旦流失，谁来照顾你的未来？
我不怕说得直接：如果这种不合理的监管持续下去，马来西亚医疗体系不改革，我们将眼睁睁看着马来西亚走上中国过去的老路：
●医生被妖魔化；
●病人对医生高度不信任，问诊时手机录音录像；
●医护纷纷离职改行、出国，留下医疗体系空壳化；
●医疗纠纷激增，甚至发生“病人持刀伤医”事件。
我们是否真的要等到“没人敢当医生”那天，才开始反思？我们是否真的要让一个制度，在“透明”之名下扼杀专业？
找回理性对话，别让医疗走向悲剧循环
这不是医生 vs.病人，也不是诊所 vs.政府的问题。这是关于我们整个社会与制度，是否愿意共同为医疗的可持续性负责。
让医生说话，不是为了涨价，而是为了更有尊严地留下来。
让制度公平，不是为了特权，而是让下一代还能找到可信任的家庭医生。
如果我们愿意为一包椰浆饭涨价理解市场原理，是否也能为一位专业医生的困境，多一点同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