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斯克在政府效率部的4个月领导工作，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可预见的公开和琐碎争吵中结束了，留下了来年大概1600亿美元（约6783亿令吉）的联邦赤字削减额。
实际节省的费用可能要比这低得多，而即使从表面价值来看，该数字也远远低于马斯克承诺的从近7兆美元（约29.68兆令吉）联邦预算中削减2兆美元（约8.48兆令吉）的目标。
无法解决结构性问题
政府效率部的大部分削减都是通过硬性措施实现的，如大规模裁员和买断、批量取消政府合同，以及全面冻结开支。
批评者认为该机构是在“效率作秀”而非认真努力提高政府绩效。人们担心许多节省下来的开支会被意料之外的后果所抵消，如生产力下降、雇员流动率增加、税收减少等。
有一点是肯定的是，政府效率部无法解决美国的结构性问题，比如福利成本失控、基础设施老旧、学校教学质量不达标、中产阶级不断流失以及生产力增长迟缓。而应对这些挑战不仅需要一个规模更小的联邦政府，还得使其变得更精明，具有创业精神、身段灵活，而且负责任。
在否定这一想法之前请考虑一下以下这些事实。1950年代，雇员数量还不足1000人的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在美国消灭了天花，避免了脊髓灰质炎危机，并帮助遏制了亚洲流感大流行。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成立仅30个月就在1961年将第一个美国人送入太空。1963年SR-71“黑鸟”的A-12原型机在获批约3年后成为了第一架以3马赫以上速度飞行的飞机。
遗憾的是这样的壮举已变得极为罕见。近年来联邦政府已造成一连串引人注目的失败，其中最臭名昭著的是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最初对冠病疫情的错误处理。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太空发射系统比计划晚了6年且预计每次发射都得耗资40亿美元。同样，F-35战斗机也晚了10年面世，还比原预算超了2000亿美元。
工业时代制度已落后
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那些过时的工业时代管理制度，这些制度将合规置于绩效之上，将规则置于理性之上，将分析置于行动之上。这些做法不可避免地催生了臃肿的官僚机构。
在对美国人事管理办公室所发布数据的进行分析后，我们发现1998至2023年间担任管理和行政职务的联邦雇员人数增加了26.2万，而所有其他类别的雇员人数则减少了1.8万。
因此美国政府机构目前每1.3名非管理员工就对应一名经理或行政管理人员，低于1998年 1:2.2的比例，而私营部门则为1:5。
官僚主义弊病丛生
随着决策权从科学家、工程师和一线操作人员手中转移到经理、分析师和会计师手中，那些试图完成实际工作的人越来越多地受到厌恶风险的主管和推诿文化的阻碍。因此问题不在于政府雇佣了太多的人，而在于政府雇佣了太多的监督者，却缺乏足够的实干家。
但官僚主义并非不可战胜。特朗普应该以罗氏公司制药部门的比尔·安德森为榜样。后者在2019至2022年担任该部门CEO时裁减了一半的管理人员，将数百名员工重新分配到面向客户的岗位，取消了自上而下的预算编制，将每年一度的规划改为90天一轮，并让每一位员工都对医生和患者负责。
结果如何？哪怕公司失去了3种最畅销药物的专利保护，收入依然实现了30%增长，而资源耗费则减少了30%。
须大刀阔斧行政改革
如果特朗普政府想要振兴美国的联邦机构而不是简单地将其解散，就必须启动一项针对式的战略性努力去让它们更好地运作。而在实际操作中这需要采取以下几个关键步骤：
首先，机构负责人必须减少官僚机构的臃肿状况。
每个联邦机构都应被要求跟踪和报告那些几乎没有任何附加价值的行政程序的成本，例如浪费在无意义的核实、冗余的审查和不必要的繁琐审批上的时间和金钱。那些未能取得可衡量进展的机构应面临有针对性的资金削减。
其次，联邦政府必须大幅缩减管理和行政人员。
应要求各机构将其管控范围（即向每位管理人员汇报的员工人数）扩大一倍，并在5年内不再新增行政职位。管理职位的数量至少应减少三分之二。总体而言，管理和行政人员在联邦工作人员中的所占比例不应超过20%，与私营部门保持一致。
第三，应鼓励各机构追求一些“登月式”目标。
为期10个月、旨在全力冲刺开发和供应冠病疫苗的“曲速行动”的成功，表明许下雄心勃勃的目标并让团队去自由制定最有效解决方案的做法是非常有潜力的。比如国防部可以将主要武器系统的开发时间缩短一半。
同样，住房和城市发展部应承诺在四年内消灭400万套住房的缺口。
第四，每个机构的每个部门都应作为一个新思路的实验室来运作。
美国陆军的“交战转型计划”提供了一个有益的模式：通过给予3个旅前所未有的试验自由，该计划开启了专业侦察队等创新，并通过3D打印技术加快了装备维修速度。同样，海军的主要研发单位也引入了创新的人事实践，使其能够提高生产率并留住顶尖人才，如基于绩效的薪酬和灵活的工作描述。
第五，每个政府项目都必须证明自身具备现实影响。
特朗普政府应借鉴小布什时期的项目评估评级工具。该工具评估了近千个政府项目，并创建了一个将拨款与绩效挂钩的综合性框架。
最后，特朗普应该让每一位联邦任命的官员在接下来的100天里倾听一线员工的心声。
即询问诸如“是什么拖慢了你的工作？”和“是什么扼杀了你的创造力？”等问题。在每个组织中都存在一些深感沮丧的人，他们知道哪些东西需要做出改变。正如一位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科学家最近所说的那样：“我愿意排在队伍的最前面去帮助制定一个合理流程，从而协助改善这个地方。”
为了保持经济和地缘政治上的领先地位，美国必须恢复自身大胆作为的能力。要实现这一目标，联邦政府必须更好地运作起来，而不仅仅是缩小规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