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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初创要发功 资金不给力

【初创企业变革(下)】

独家报道:林秀芳

摄影: 谢德煜/苏汉成 

(吉隆坡23日讯)金钱是推动初创领域齿轮运转的关键元素,尽管政府积极招来风险投资,然而本地初创业界认为,国内也应加入注资行列,并建议私人企业创建支持初创供应商的生态圈。 

本地私人企业受促借鉴西方企业的做法,建立支持和辅助与其行业相关领域的文化行为,从而帮助国内初创获资金或拓展业务。

受访者向《南洋商报》表示,大马初创发展受阻的原因之一是缺乏资金的扶助,因我国金融市场开放程度不够、政府资金投放有限,而本地私人企业在初创投资方面更是稀少。 

他们还指出,仅靠外来资金仍不足,我国应仿效日本,号召国家退休基金和私人大企业投资初创企业。 

政府在今年4月推介2024至2030年大马风险投资路线图中提到,与发展成熟的国家相比,我国初创领域仍主要依赖政府资金来推行。

自2018年以来,政府对风险投资的贡献已增长两倍,但有关资金主要集中在初创企业后期的发展融资上。 

在风险投资行业方面,虽然我国从2018至2022年的总融资额实现了复合年增长率44%的显著增长,但整体仍处于起步阶段。 

至于私人领域的融资,尽管从2018至2022年的复合年增长率达到35.8%,但部分增长主要得益于国家政府资金匹配计划,例如国家复兴基金(Dana Penjana Nasional),以吸引私人资金进入大马风险投资生态系统。 

业界提及,若与发展成熟的国家相比,邻国新加坡不仅有政府投资臂膀淡马锡控股的积极参与,还吸引不少风险投资,提供了大规模融资,这使得大马在这领域更显逊色和亟待改进。 

建立制度化企业文化

拨资金扶持初创发展

纵使大马政府有决心全力发展,初创领域也做好准备应对,惟目前仍缺乏私人领域积极响应的“东风”,当中包括对初创行业资金投资稀少,业务支持力度也较低。 

雪兰莪州资讯科技及数字经济机构(SIDEC)总执行长杨凯斌坦言,与日本相比,我国在全面投入方面仍显不足,政府也很难仿效日本,强制国内大企业把部分盈利用作初创领域投资。 

“但私人企业和个人或可响应政府的政策,比如将盈利的1%,以投资或外包方式,作为换取初创企业的股权投资,或寻求他们提供的高端技术服务,例如通过大数据处理,实现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初创企业业务发展的双赢局面。” 

他建议国内企业仿效西方企业建立制度化措施,拨出一定比率的资金扶持初创发展,同时满足本身企业的科技业务需求。 

“西方企业会通过制度化的文化行为,支持和辅助与其行业相关的领域,例如领养教育机构培养人才,赞助相关行业的供应商或社群,从而促进企业与相关领域共同发展。 

侧重业务拓展及人才培育

“这种支持通常是长期资助,形成了制度化的企业文化。有点类似本地华社对华校的捐助,但华校捐助主要侧重维护母语教育或各别优异生的表现,相对的,西方企业文化则侧重企业相关领域的业务拓展及人才培育。” 

他认为,企业文化制度化不仅能确保业务长期稳定运营,还能避免“富不过三代”的问题。中国大企业如阿里巴巴和腾讯等也推动了企业文化,这让企业在创办人淡出之际,仍可在已有的体系中稳健运作。 

“我国企业就是缺乏这部分,即有意识地去创造支持伙伴。为此,若能建立此类企业文化,投资与自身领域相关的初创企业,则将有助于促进合作与发展。”

发展科技业务

助省时间成本

杨凯斌表示,人工智能是未来发展大趋势,国内各大企业也争相赶上潮流,业者何不通过外包或投资初创企业发展科技业务,从而省下成本和时间。 

他说,人工智能建立在大数据基础上,这是政府机构和大企业都拥有的丰富数据库,如金融、石油、消费、种植业等,惟管理层缺乏的是对数据处理的技术和认知。 

“企业管理层要对人工智能有深层认知,才能搭上运用大数据运作的优势。所谓‘懂得’人工智能的管理层,并不意味着会操作软体或编程,而是拥有判断和品鉴的能力,这足以让他们避免受骗。” 

善用数据分析

他指出,对人工智能有认知的管理层,将更懂得善用数据进行分析、统计或分类,以为往后业务进行预测和判断:“企业或可考虑自行建立新部门和培养人力,但若做不来,何不就假手于本地初创的技术呢?” 

他举例,人工智能可协助对档案照片进行分类,丰富资讯呈现方式,对媒体业而言可说是最佳助手。

此外,人工智能还能分析公司报表,提供投资者丰富的信息,甚至预测公司发展前景,让投资者有效进行判断。 

“这一切需要利用图形处理器(GPU)系统计算,一开始还需要对人工智能进行培训,若可寻找专业人士处理,将有助于避免耗时耗费设立新部门和培养人力。“ 

金融环境不完善难集资

MyStartr集团创办人兼总执行长吴文彬认为,大马金融环境不完善,也导致初创难以筹集资金。 

“大马在提供资金的环节上不算完善,尤其与新加坡相比,该国金融市场相当自由,大马却设有很多限制条件。” 

他指除了新加坡,东南亚许多国家都设有金融限制,包括我国推行资本利得税,都让国外资金在涌入之前有更多考量,因为担心流入的国际资金不容易退出。 

“初创需要资金发展,政府也在努力,我们做众筹的当然以初创为主,但其投资风险高,须知并非所有投资者都愿意将资金投入高风险的产业。”

缺科技人才障碍大

大马最大的优势是拥有国际化及创意环境,然而科技人才稀缺是一大障碍。 

吴文彬表示,大马初创企业具备许多优越的发展条件,如多元文化、语言背景及获得政府支持,吸引国际初创企业入驻或与本地业者合作。 

“然而,科技产业最依赖科技人才。大马的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教育推动多年,却一直停滞不前,导致业界难以找到合适的人才。” 

他强调,培养科技人才是发展初创企业、提升国家竞争力的首要任务。 

“假设一家初创企业的定义是需要有技术人员在内部运营,那么其在初期发展时若资金不足,又该如何聘请技术人员呢?

“现今任何技术人员的薪资都相当高昂,加上新加坡为吸引人才而提供高达6000至8000新元,或近3万令吉的月薪。而且,8000新元只是中级科技人才的薪资,至于高端技术人才,月薪甚至可达数万新元。” 

他也点出,技术人员通常可以远程工作,若公司缺乏足够的资金基础或发展规模,又如何能聘请到科技人才呢? 

更何况,从小公司发展为大公司,不只需要一名技术人员,还需要持续增加团队规模。然而,他认为我国在这方面的人才不足,并且面临着各国的激烈竞争。 

这些年来,吴文彬遇到的大多数国内初创业者并非技术出身,而只是拥有商业想法的业者,随后才去寻找技术人员,最终在不得已下,只能将技术工作外包。 

“初创企业的核心是从事科技相关产业,在某种程度上,外包技术是违背了初创的核心价值。例如,Grab的核心是其应用程式,若没有内部技术开发,技术将无法持续进步,而外包也存在成本问题。” 

他指出,我国在编程语言、数据分析、电子工程、电机与信息技术等方面的人才并不多,这使得难以创造优质的初创企业,除非在初期发展可选择不依赖技术的情况下,节省成本来创业。

投资态度需持之以恒

大马初创企业虽拥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但也常常面对缺乏耐心的投资人和拘泥小节的市场舆论打击。 

杨凯斌表示,各国及地区均意识到科技产业发展的重要性,因此在投资上通常有持之以恒的态度,不计较短期的成败结果,并持续投入资金研发。 

斤斤计较难成大业

他举例,在美国、日本、中国和台湾的大学中,设有伺服器供学生学习和使用,他们不会质疑学生的使用能力,也不会询问电费多高,因为这是一种不计成本的教育投资。 

“相比之下,我国的投资者往往缺乏锲而不舍的精神,更多关注回报或成本计算,比如在数据中心的耗电问题上大做文章。 

“我们不应斤斤计较,否则难以成就大业。大家需知,科技产业通常需要2至3年培育,至少5年才能成熟发展,因此不能因短期内看不到成果就放弃。” 

此外,杨凯斌认为纵使政府积极推广初创,但国家投资臂膀国库控股在加大投资力度上,其投资策略仍偏向保守。 

“国库控股的投资比较关注稳定回报,缺乏冒险精神。在这种情况下,大马初创企业如果无法获得国家投资,在别无选择之下,只能前往新加坡这个融资更开放的市场。” 

他认为,政府应扮演吸引人才及推动科技的角色:“当然,我们不能完全依赖自身技术,也要与他人合作。” 借鉴日本政策改革

他以日本为例,该国政府意识到本身软体发展落后,硬体也机制化,因此通过政策改革来打破传统僵化的大机构形式,尤其在初创领域的推动上更是积极走向国际化。

“该国给予海外初创最大便利,包括无需签证、免费入住2周至1个月,甚至3个月。东京政府还举办东京SusHi Tech峰会,利用天时地利人和优势展开三箭齐发政策,即(一)通过货币贬值吸引大量游客涌入、(二)日本基金和企业大量投资初创及(三)欢迎招商引资,让外国初创驻扎当地。” 

他说,日本的政策让高科技产业获发展之余,也让普通市民感受到经济发展,非常值得我国学习。

“大马若要提高竞争力,就必须更加积极,包括政府和大企业也应展现更大的决心,推动初创企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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