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续了超过一个月的以巴冲突，不仅影响了地缘政治局势，也波及了商业领域，导致多家被联想的西方快餐连锁店遭到“杯葛”（意思是“抵制”）。
“杯葛”一词译自英语“boycott”，源于19世纪。当时的英国退役军官查尔斯博伊科特（Charles Cunningham Boycott）在爱尔兰担任土地经纪人时反对土地改革，拒绝降低地租，并驱逐佃户，遭到了当地社群的集体抵制。
麦当劳成代罪羔羊
在这次的国内抵制行动中，麦当劳再次成了代罪羔羊。
在数个州属，麦当劳的生意额比平时下跌了数成，餐厅内门可罗雀，迫使管理层不得不让员工休假，甚至被迫辞退兼职员工。
社媒上也流传了一个麦当劳员工拍摄的视频。视频中，几名员工眼泛泪光地讲述了抵制行动给他们造成的影响，如津贴被剥夺、被迫休假，以及遭受无礼辱骂等。
除了麦当劳，记者走访多家星巴克，也同样发现顾客稀少的情况，店内几乎只有非回教徒食客。
抵制活动司空见惯，只是我国较少涉入其中。2008年至2010年期间，富士康科技集团的中国工厂发生了一系列工人自杀事件，导致人权团体呼吁抵制苹果，施压苹果正视员工福利。
2013年，俄罗斯政府通过反同性恋宣传法，导致全球多个LGBTQ+团体发起了抵制俄罗斯商品和冬季奥林匹克赞助商活动，抗议对同性恋者的歧视。
2020年，多家大型企业响应“停止为仇恨盈利” (#StopHateForProfit) 活动，宣布暂停在脸书打广告，抗议该平台未能充分禁止仇恨言论和错误信息的传播。
以巴冲突至今已造成过万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包括4000名儿童。国内回教徒情绪高涨，发起抵制运动是可以理解的。然而，这样的举动会带来什么成效，值得思考。
本地员工首当其冲
首先需强调的是，大马麦当劳公司自2017年起已成为一家由回教徒100％控制的公司，即沙地阿拉伯的Reza Group，与以色列麦当劳没有关联。
从经济层面来看，抵制活动直接影响的是公司的销售额。
为了维持营运，企业将不得不采取成本削减措施。首当其冲的肯定是本地员工，尤其是时薪工或临时工将面临工时减少、停薪，甚至是失业的风险。这对于依赖日薪维持基本生活的家庭而言，无疑是记沉重的打击。
从更宏观的层面来看，抵制活动的间接效应会波及政府财政。当民众抵制某个品牌或服务时，受影响的企业可能被迫缩减规模或倒闭，造成失业率上升。
这么一来，政府不仅失去了相关的税收，还可能需要增加对失业员工的救济和社会福利的支出。
最后，抵制行动也可能导致投资者望而却步。当国内的商业环境变得不稳定时，潜在投资者多数会选择撤资，转投他处。
这种现象将进一步削弱政府的财政基础，长期而言将使得政府在执行经济政策时举步为艰。
因此，在发起任何抵制运动之前，人们必须谨慎思考其利弊与后果，以免落得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