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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立场迥异口诛笔伐 华人互撕全因意难平

【风云变幻的大马华人尴尬癌·上篇】
独家报道:黎添华

俄乌开战不久,另一场血腥也掀开战幔,而战场就在马来西亚,“持枪挥剑”的是大马华人。

大红花国度的“内战”是基于大家对俄乌战事各有支持。于是,从网络上的谩骂叫嚣、媒体上的口诛笔伐,甚至手机应用程式上的无形厮杀中,有人被千刀万剐、有人被株连九族,然后大家从此消失在彼此的生命里。

令人不解的是,大家的对立不是因为战事本身,而是建立在中美博弈的基础上,交恶得仿佛自己就是当事人。

类似情况也发生在早前的中港事件、中台课题,又或中美贸易战,甚至原本提倡和平友爱的奥运赛事上。

本报就发现,原来这一开始就不是“牧羊犬”与“中华胶”之间的战争,而是有着更深层的问题……

 原因1:根深柢固的望乡心理

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研究员阮湧俰博士接受本报访问时指出,从大马华人历史发展来看,这些现象其实已存在多时,而且非常复杂。

首先,华人早期从中国南来时,仍保存原有的文化特征,如语言、宗教信仰和价值观,一些也心系祖国者,更希望有朝一日可以回国,但同时也有一群打算落地生根。换言之,早在二战前其实就出现“本土化”以及“心系祖国”之分。

二战后,随着华人获得公民权,在无法再维持双重国籍的因素下,华人开始在中国国籍与马来(西)亚国籍之间做选择。

不得不提的是,尽管“华侨”变成“华人”, 不过,当华人在我国逐渐构建身分认同之际,仍有部分华人保有对“祖籍国”的向往,并经常关注中国的动向,从而产生不同立场。

明乎此,大马华人“挺中”或“反中”的现象并非近年来才出现,只是社媒迅速发展,才让大量 “挺中”或“反中”的声音涌现网络世界,并让不同的立场加剧了对立的紧张氛围。

 原因2:集体频率的身分认同

著名历史学家王赓武教授《东南亚华人身分认同之研究》曾将二战后独立初期的东南亚华人普遍分成3种,即:

1)全面且直接与中国保持联系;

2)精明且讲求实际的务实派;以及

3)土生土长,且已经融入当地文化的华人。

不过,马来西亚理科大学人文学院历史部高级讲师陈是呈博士却发现,随着时间推移,如今这3种类别已经概念模糊,成为一种更复杂的合成。

他向本报指出,如今我们对中国的情意结,已经从过去的爱国、建国、要落叶归根,转型成一种追星、情怀、或渴求美好的想象中。

首先,随着过去近20年越来越多大马华裔远赴中国深造,这些留华生多少对中国有着某种情感依归。

不仅如此,由于留华期间所接触的讯息多以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为主,长期下来自然在特定课题上的立场,与中国主旋律同调。

尤为一提的是,这些资讯不只停留在新闻资讯上,更包括铺天盖地而来的综艺娱乐,其中随着网络发达及中国软势力的拓展,就算没有出国,民众也会在直接与间接下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

“这些综艺娱乐做得十分出色,华丽精良,很容易吸引年轻群体,会让大家对节目制造方更有好感。”

著名学者本尼迪科特艾德森就曾在《想象的共同体》点出,媒介如何来构建集体频率,从而促进团结。这更解释了,为何涉及中美纠纷之际,各据立场的讯息内容争相出台。

 原因3:中国崛起的利益导向

除了软势力介入以及教育延伸出来的情意结外,陈是呈也发现,类似情况在一带一路倡议推展后变得更为明显,而这很大程度与利益导向有关。

他引述美国汉学专家孔飞力教授的论述指出,海外华人与中国存在着某种无形的联系走廊,而这关系会随着不同阶段或渐强或转弱。

我国独立后,大马华裔对中国的情感就曾一度变弱,而随着中国开放国力渐强后,彼此的“情感召唤”变得较过去热络。

当然,这间中可能有着某种“羡慕”、“向往”的成分,但也可能是基于利益考量,如需要贸易往来,而不开罪中国。类似情况也发生在较亲美的一派身上。

不仅如此,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以及一带一路的影响下,不少马中相关的社团组织相继成立,渗透面包括经济、文化、旅游、教育等,这对意识形态的输入带来更多契机。

原因4:弱势华人的仰望羡慕

无论是利益导向、软势力的青睐,抑或各方面美好的想象,陈是呈点出的皆是大马华人一种弱势对强势的仰望与羡慕,追根究底是我们的一种不堪处境。

韩江传媒大学学院中华研究院课程主任暨讲师陆思麟博士就认为,由于大马华人在本地的地位经常被政客挑起,加上可能对现实局面沮丧,因此当看到中国的富裕繁荣后,不免也有一定的向往与期待,而这些美好想象会在某程度上左右着大家看待事物的立场。

此外,基于大马复杂的历史纠葛,以及诸多族群不平等政策,导致华人觉得自己是被歧视的弱势群体。明乎此,华人会对中国的崛起抱有期待,甚至以身为中华民族感到自豪,因为那是一种寄托与投射。

“在这种背景下,大马华人会选择支持或倾向中国。随着中美对抗日趋激烈,部分大马华裔会认为美国也是他们的敌人。”

他也说,在解读俄乌战事上,部分大马华人更会基于俄罗斯是中国的朋友,因此难免将俄罗斯所提倡的伟大民族复兴,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相联系,认为两国都受到美国和西方的阻扰与压制,自然就支持普丁入侵乌克兰。

在文化认同中找慰藉

阮湧俰也点出,我国“马来人至上”的政策导致华人或其他族群认为自己在政治、经济、教育、社会等上得到不公平对待,从而促使许多华人有种“我爱这个国家、但这个国家不爱我”的想法,甚至觉得自己是“二等公民”。

“经历长期忽略及打压后,不少华人开始将现实中政治认同转投射到中国,并将其与大马华人文化进行关联,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共同命运,在文化认同中寻找慰藉。”

他认为,如此大环境下,加上中国的快速崛起,促使部分的华人再次向往中国,甚至计划前往中国发展、深造等。

不过,他强调,并非所有大马华人都有一致观点,加上上述的课题有着复杂的政治背景,因而造成大马华人在谈论时出现各走极端的声音。

 原因5:国家政局的无归属感

探讨这课题时,或许我们也得从政治历史的角度切入。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主任兼研究员詹缘端就精辟地察觉到,不少长辈们对中国的普遍好感,某种程度也与政治历史背景有关。

他指出,60至80年代成长的人,部分有着建国前后的社会运动经验,且不少以左翼特色为主,如劳工党背景,因此他们对社会主义及左翼政治有着一定的憧憬,对新中国自然也较有认同感。

“尽管大马独立了,他们也成了公民,但情感上仍支持的新中国,因为就是他们的一种投射。”

此外,由于对国家政治的不信任,这群人往往在看见中国崛起后,自然将美好想象投射在中国。尤其当中国对东南亚华社表现得较为主动,如表示支持华教等,无疑将更让他们更为动情。

2015年时任中国驻马大使黄惠康的茨厂街事件就是个例子。当时大马红衫军发言人嘉玛表示要在茨厂街发动骚乱,而黄惠康则在那时巡视该区,甚至发表“中国反对种族主义”。此举立即引起华社普遍赞好,认为华社仿佛有了靠山。

情感投射的亲中反中

时事评论员兼华研研究员郑名烈博士也点出,国内左翼势力消退后,部分“老左”开始将情感投射在一些意识形态相似的政党中,其中民主行动党就成功填补左翼退出政坛的真空。

“5·09他们给予行动党支持。可惜政变后,希盟失势,大家对国家政治失望与无力,因此将情感投射在中国。他们从中国政治经济的成就,以及国力的展现,可以得到心理上的慰藉,不然他们会很失落。”

然而,他强调,并不是所有“老左”都毫无保留地亲中,不少还是会依据各别事件而作出理性分析,甚至持有不同看法。

须分开解读

较早前,詹缘端也点出,大马这些年在政治与经济上跌宕起伏,内部族群关系紧张,让国人会为自己的情感依归做出一些投射选择,其中,向往自由民主社会的就会支持欧美,但支持寡头政治的国人则会支持另一方。

尽管如此,2人均认为,无论中港、中台、中美,又或俄乌课题上,各有其复杂性,加上大家都有其多面向的可能,因此民众必须分开解读,甚至在判断前需要大量阅读与分析,否则将作出不理智的判断,甚至引发不必要的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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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乌开战不久,另一场血腥也掀开战幔,而战场就在马来西亚,“持枪挥剑”的是大马华人。大红花国度的“内战”是基于大家对俄乌战事各有支持。于是,从网络上的谩骂叫嚣、媒体上的口诛笔伐,甚至手机应用程式上的无形厮杀中,有人被仟刀万剐、有人被株连九族,然后大家从此消失在彼此的生命里。

令人不解的是,大家的对立不是因为战事本身,而是建立在中美博弈的基础上,交恶得仿佛自己就是当事人。类似情况也发生在早前的中港事件、中台课题,又或中美贸易战,甚至原本提倡和平友爱的奥运赛事上。大马华裔总爱迫不急待地选边站。这究竟怎么了?

值得一提的是,本报在探究这现象的过程中也发现,一些新生代及巫裔同胞,原来一直都长期关注华裔的这一现象,甚至在多项课题上,质疑华裔的立场。

本报尝试与社会学者、东南亚研究学者、历史系学者、乃至长期关注这项课题的相关人士,一同探讨这个现象,看看究竟大马华裔这尴尬现象背后的原因,同时也探讨这现象所可能引发的潜在危机与隐忧。

或许,我们是时候理性地检视我们华裔尴尬癌的前因后果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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