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我在中国大学上政治学课程时，在课堂上和同学讨论了马来西亚华人的政治困境。

我多次提到“华教”两个字，过后有同学问，华教是不是指华人宗教？原来，一些不熟悉大马国情的中国同学，以为华教指的是某种凝聚华人认同的宗教意识形态。

中国同学对华教有不同的解读，还情有可原。根据我国华社约定俗成的理解，华教是“华文教育”或“华人教育”的简称，英文都叫Chinese Education。

早期马华公会和董教总多次争论“华文教育”和“华人教育”，就体现在“独立大学”和“拉曼学院”之间的论战。

对董教总而言，华文教学的独立大学才是“华文教育”（华教）最高学府；马华却认为，解决华社子弟的“就业出路”和“社会向上流动”才是当务之急，所以推出英文教学的“拉曼学院”作为“独立大学”替代品，并视之为“华人教育”（华教）最高学府。这个论争，贯穿整个冷战时期，影响深远。

一直到1980年代，饱受巫统霸权打压、充满忧患意识和抗争情结的华教积极分子，在推动华教运动方面，仍有能力回应时代需求，提出极具悲情张力的政治论述，以进行政治动员。

华教运动自我设限

1982年大选，一些华教分子提出“三结合”概念，主张“打入国阵，纠正国阵”，集体参加民政党。1990年大选，董总领导人以促成“两线制”为号召，集体加入民主行动党，形成一道波澜壮阔的华教运动壮丽风景线。

1990年代，敦马哈迪医生出台“2020宏愿”的“文化霸权”大战略，一举收编华社的反政府力量。从此华教运动的格局，再也回不到先前的高度，在论述和动员方面都开始自我设限，美其名为超越政党或超越政治。

2009年，当时在野的刘镇东在《华教运动，动或不动》书中提到：“倘若华教运动仍然只是族群运动，是不会走很远的，因为这个格局太小了，而往往其结果更多的就是妥协，间接也失去号召群众的能力，使华教最后沦为独中和华小的拨款机器。”

他也以知识分子的语气说：“我们必须重新思考，整个华教究竟是为何而战？否则的话，这将是一场没有理想的斗争。”

如今，政权轮替已实现两次，巫统也已积弱不堪，但华教依然面对严峻挑战，那就是极端势力借尸还魂后的绿潮。

以前，华教领导每届大选提出的诉求，都显得高大上，如承认独中统考、增加华小数量、增加华校拨款、增加华人的大学名额等，都显得理直气壮、振振有词。当教育部派不谙华语者进华校，面对变质威胁，华社肯定总动员抗争到底。

如今面对绿潮，以往的“宏伟诉求”却销声匿迹，通通让路给“政治正确”的“大局观”，统考不要再提了，华校师资不要再说了，圣训争议也不了了之。

最近的选战，大家反而不断看到“要继续吃猪肉”、“要继续买万字”、“要继续上云顶”、“要继续穿短裤”之类啼笑皆非的卑微乞求。

最近地方政府发展部长倪可敏因政府拨款华校的模型支票印有政党标志，备受批评时，他轻描淡写答：“这不是课题，最重要是学校拿到拨款。”

陷入意识形态真空

面对宗教意识形态武装到牙齿的绿潮新选民，华社新一代反而好像陷入了“意识形态真空”。现在的华教，已不是以前华社跨阶级、跨语言、跨籍贯，可以凝聚整个族群认同的意识形态了。

或许，当华教不被华社在乎，也不再是课题时，似乎印证了马华总会长拿督斯里魏家祥博士所言之“行动党真好命”时代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