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专栏

印度处十字路口/Project Syndicate

印度有望在中期内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

它拥有最多(且仍在增长)的人口,人均GDP仅为中国的十分之一,其生产力具备巨大提升空间。

此外,该国的军事和地缘政治重要性只会有增无减,还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民主国家,其文化多样性将催生与美英两国相媲美的软实力。

人们必须将此归功于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实施的诸多使该国实现现代化并支持其增长的政策。具体而言,莫迪对单一市场(包括通过去货币化和大规模税收改革)和基础设施(不仅是道路、电力、教育和卫生设施,还包括数字能力)进行了巨额投资。

这些投资——加上加速推进制造业发展的产业政策、科技和IT领域的比较优势以及基于数字的定制化福利体系——使得印度经济在遭遇新冠疫情下滑后再度表现强劲。

然而,这种推动印度经济增长的模式现在也可能反过来制约它。

影响该国发展前景的主要风险是微观和结构性而非宏观或周期性的。

首先,印度已经转向一种经济模式,即少数“国家冠军”——实际上是大型私人寡头垄断集团——控制着旧经济的重要部分。这类似于苏哈托治下的印尼(1967-1998年)、胡锦涛治下的中国(2002-2012年)或1990年代韩国主导下的各类财阀。

在某些方面,这种集中经济力量的做法对印度极其有利。在出色的金融管理之下,尽管投资率(占GDP比重)远低于中国,但经济仍在快速增长。

这意味着印度的投资效率更高;事实上许多印度企业集团,都拥有世界一流的生产力和竞争力。

遏制创新扼杀竞争

但这一制度的阴暗面,在于这些企业集团已经能够掌控政策制定来为自身牟利。这产生了两个广泛的有害影响:它遏制了创新,并事实上扼杀了一些关键行业的早期初创企业和国内进入者;它正在将政府的“印度制造”方略变成一个适得其反的保护主义计划。

我们现在可能会看到这些影响,反映在印度的潜在增长上——最近该国的增长似乎有所下降而非加速。正如亚洲四小龙在1980-1990年代以基于总体制成品出口的增长模式取得了良好成就那样,印度在科技服务出口方面也是如此。

“印度制造”的目的,是通过促进出口商品的生产来加强经济的可贸易性,而不仅仅是服务印度市场。

但相反,印度正走向更加保护主义的进口替代和(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国内生产补贴,这两种做法都使国内产业和企业集团隔绝于全球竞争之外。

它的关税政策阻碍了自身在货物出口方面的竞争力增长,同时,对加入区域贸易协定的抵制,也阻碍了它对全球价值和供应链的全面融入。

另一个问题,是“印度制造”已经开始转而支持汽车、拖拉机、机车、火车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生产。虽然生产的劳动密度在任何劳动力丰富的国家都是一个重要因素,但印度应该专注于自身拥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如科技和IT、人工智能、商业服务和金融技术。

它需要更少的微型摩托车生产,以及更多的物联网初创企业。与其他许多成功的亚洲经济体一样,政策制定者应该通过建立经济特区来培育这些充满活力的行业。如果没有这些变化,“印度制造”将继续产生一些不如人意的结果。

最后,最近围绕阿达尼集团的一连串事件,预示了一种最终可能损害印度增长的趋势。阿达尼的快速壮大,有可能是由政府倾向于偏袒某些大型企业集团的体制促成的,而后者在支持政策目标的同时,也从这种亲密关系中受益。

同样,莫迪的政策使他当之无愧地成为当今国内和全世界最受欢迎的政治领导人之一。他和他的顾问们没有出现个人腐败行为,不管阿达尼丑闻如何发展,他们所属的印度人民党,都有理由在2024年赢得执政地位。但是阿达尼事件的发,散性影响令人担忧。

有一种看法认为,阿达尼集团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支持了国家的政治体制,并为那些可能因地方财政和技术官僚掣肘而无法得到资助的国家和地方项目提供资金。

“政党分肥”内定项目

在这个意义上,该系统可能类似于美国的“政党分肥”政治,即某些地方项目在合法(但不完全透明)的国会投票流程中被指定了用途。

假设这种解释是部分正确的,印度当局可能会回答说,该体制对于加速基础设施支出和经济发展是“必要的”。但即便如此,这种做法也是有害的,与印度自乌克兰战争开始以来大量采购俄罗斯石油一样,代表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现实政治取向。

虽然这些物资相当于印度能源采购总量的不到三分一,但它们是以很大的折扣来买入。人均GDP约为2500美元的印度,利用低成本能源是可以理解的,相比之下,比其富裕20倍的西方国家的抱怨根本站不住脚。

即使围绕阿达尼帝国的丑闻,似乎并未延伸到企业集团之外,但这一案件,确实对印度的制度健全性和全球投资者对印度的看法产生了宏观影响。

19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表明,裙带资本主义企业集团对经济政策的部分控制,将随着时间推移通过阻碍竞争、抑制熊彼得的 “创造性破坏”和增加不平等来损害生产力增长。

因此,符合莫迪的长期利益的做法,是确保印度不走上这条道路。该国的长期成功,最终取决于它是否能够促进和维持一种具有竞争力、活力、可持续、包容性和公平的增长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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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

中印关系好转?双边外长:尽早解决边境问题

(北京26日讯)短短1个月内,中印外长第二度会面,重申解决边境争端对于双边关系正常化的重要性。近期中印关系似乎有所缓和;有消息称,印度也在考虑松绑中国投资的限制。

中国外长王毅与印度外长苏杰生(Subrahmanyam Jaishankar)周四(7月25日)在寮国主办的东盟(ASEAN)外长会的场边晤谈,双方同意尽快解决边境争端。

根据印度外交部声明,这次会议聚焦于“早日解决中印边界实际控制线(LAC)沿线剩余的问题,以稳定并重建双边关系”;两国外长都认为有必要展开“积极、迫切的合作”,尽快达成全面的“脱离接触”(disengagement,即双方军队向后撤,避免接触)。

“维护边境和平安宁,并尊重实际控制线,对于双边关系正常化来说至关重要。”印方指出,两国将召开印中边境事务磋商与协调的工作机制会议,推动进一步讨论。

中国外交部亦强调沟通对话的重要,并称“双方共同致力于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推动边境事务磋商取得新进展”。王毅表示,“希望双方相向而行……中印关系重回正轨符合双方利益”。

这次会晤延续了两国外长今年7月4日的会谈进展,当时两人皆在哈萨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据印方当时声明,双方都认为“边境地区当前状况继续拖下去,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中方亦强调应“一方面妥善处理并管控毕竟地区局势,一方面积极恢复展开正常交往”。

印度考虑松绑中国投资限制

2020年,中印关系急转直下,两国在喜马拉雅山区的加勒万河谷(Galwan valley)爆发了超过40年来最血腥的武装冲突,至少导致20名印度士兵、4名中国士兵死亡。

2022年,双方军队在另一主权争议地区(印度称阿鲁纳恰尔邦Arunachal Pradesh,中国称藏南地区)再度起冲突。

今年3月,印度总理莫迪曾造访阿鲁纳恰尔邦,出席该区基础建设项目的揭幕仪式,其中包含一条通往达旺地区(Tawang)的隧道,该隧道使部队在边境区更方便通行。

此事引发中国外交部不满,对印度提出严正交涉,认为在双方边境问题未解之际,印度“无权擅自对中国藏南地区进行开发”;印度则驳斥中国说法,主张该区一直都是“印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过去4年来,中印皆增加了边境驻军与军备部署。印度政府对于来自中国的投资也更严格管控,并且几乎全面停发给中国公民的签证;一般认为,这是印度希望藉经济手段来报复中国。

不过,近期中印关系有缓和迹象。今年1月,外媒消息指印方有意松绑投资限制。本周一(22日),印度政府的首席经济顾问纳格斯瓦伦(V. Anantha Nageswaran)主张,若要增加印度的全球出口额,印度应把重点放在吸引更多来自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FDI)。

此外,外媒7月中旬再引述知情的政府官员说法称,印度在考虑加快中国技师的签证核发流程。此前,印度《经济时报》曾报道,由于中国技师签证问题,过去4年来导致印度电子制造业产值损失约150亿美元。印度的电信、钢铁、太阳能板等产业需要中国技师来操作中国制的设备。

对于印度可能放宽签证一事,中国官媒《中国日报》18日曾发表社论,认为此举“有助于中印关系改善”。该文声称中国企业称得上是印度“严苛营商环境”的“最大受害者”,并主张印度应为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王毅会晤俄国外长

与印度外长会晤同一天,王毅也在东盟会议场边跟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Sergei Lavrov)见面,重申中俄关系将继续深化,盼能共同维护“以东盟为中心、开放包容的区域合作架构”,并且“防止域外势力破坏干涉”。

据中国外交部声明,王毅与拉夫罗夫还“就事关和平与安全的重大议题交换意见”,拉夫罗夫“祝贺中方成功推动巴勒斯坦各派别签署《北京宣言》”。该声明并未提及乌克兰或者俄乌战事。

乌克兰外长库列巴(Dmytro Kuleba)本周造访中国,也曾与王毅见面。中国的声明写道:“中方始终坚定致力于推动危机政治解决……乌俄双方都不同程度发出愿意谈判的信号,虽然条件和时机还不成熟,但我们支持一切有助于和平的努力。”乌方则表示,目前尚未观察到俄方有诚意展开谈判。

中国政府近期一系列的外交斡旋举动引发关注。除了接待乌克兰外长,也提供谈判场地给哈马斯、法塔赫等巴勒斯坦各派别,并针对第二托马斯礁(中方称仁爱礁,菲方称阿云津礁),与菲律宾达成临时运补协议。

《星岛日报》评论称,自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连续这几场“外交大戏”,可以视为对三中全会的“献礼”。

不过,美国之音、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等媒体分析指出,中国虽将自身形塑为和平推手形象,并企图展现自身是不同于美国、能代表全球南方的声音,但上述外交斡旋多为象征性质,实际的和平进程仍然有限。

新闻来源:德国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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