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报道：陈美玲、余佩妮

连环性骚扰案接连爆出，扯下“神圣独中”遮羞布，也打破华社对“师者为尊”的幻想。更可怕的是，这些加害者往往不是陌生人，而是学生最信任的熟面孔。多年过去，受害者鼓起勇气才敢发声，却发现投诉石沉大海、加害者安然无恙，甚至可能换间学校继续教书。

问题根源不仅是个别老师人品败坏，值得我们深思，其制度是否失灵了——申诉机制形同虚设？学生感受被忽视？忌讳丑闻外泄？

国内61所独中，花了数十年才艰辛建立起今日的口碑和信誉，绝不能被这些“丑闻”赔上多年来的努力；如今，独中要止血，就得硬起来，不仅仅要董总领头设“黑名单机制”，更要让学生有话语权，把他们纳入教师评估、设立学生会或班代会，成为真正监督的一环，还独中教育学生之神圣任务。

尽管校园性骚扰事件并未局限于任何一类学校，然而这几周闹得满城风雨的，不仅是在华社中被赋予非凡地位的独中，而且还是独中体系里拥有崇高身分的教师，一旦有任何差错，便会被无限放大，格外引人关注，何况这是活生生的“熟人加害”案例。

由于有的受害者是毕业多年的独中生，显示教师性骚扰学生问题一直存在却申诉无果，久而久之问题被压下。独中内部实在需要深刻检讨性骚扰申诉机制、把学生意见纳入教师评估制度、设立流通于独中内部的“教师犯错通报机制”，让全国61所独中合力维持教师素质，维护独中发展。

随着各类在独中发生激起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不当事件，家长与公众不禁思考和追问，这些悲剧只是偶发的个案，还是制度缺陷的警讯？面对连串校园问题，独中体制的监管与教师聘任机制再度成为舆论焦点。

在一般传统的教育体系中，一旦发生教师性骚扰等严重不当行为，部分学校管理层或选择“低调处理”，倾向内部解决机制，表面上是维护校园声誉，实则是源于社会长期对“丑事不可外扬”的集体潜意识，间接让“吹哨人”背负沉重代价，甚至被标签为“捣乱分子”或“背叛者”。

结果是，许多问题教师在未受到实质追责的情况下，仅以“辞职”或“被劝退”的方式离开原校，反正“东家不打，打西家”，“事情”就这样掩盖过去。

把话带回来独中，由于目前全国61所独中各自为政、聘任机制独立，彼此之间缺乏透明的信息共享机制，使得这些曾被投诉，甚至行为失当的教师，能够轻易“换个马甲”另谋高就，转至他校继续任教，问题反而在系统内部“流动”了起来。

这反映出独中整体在教师聘任和背景审查方面的严重制度缺失，尤其在涉及师德和学生安全的问题上，缺乏全国性监督机制。

有鉴于此，近年不断有市场消息传出，应由董总牵头协调设立全国性“教师通报平台”或“行为通报机制”，将严重违反师德者列入内部黑名单，在校际间共享资料。

这不仅是防患于未然，更是保障学生权益、重建教育信任的基础工程。

虽说董总与独中是平行关系，无行政从属，未能强制学校执行其政策，然而董总是道德领导力的体现，是推动独中变革的唯一“硬实力”，应肩负着道义引领和公共信任的角色，不但能筑起第一道防线，更能标志独中教育体系愿意直视问题、主动改革的重要一步！

无系统性培训过滤
教师素质良莠不齐

“不能被视为是单一事件的方式来处理或解决。”

马来西亚华文理事会主席拿督王鸿财接受《南洋商报》访问时，如此向媒体娓娓道来。

他表示，我国61所独中虽然都参与董总主导的统一考试，但行政上是完全独立操作，董总对独中并没有任何约束力及监督权力。

他认为，独中缺乏一个中央机构负责师资培训、视察监督教师的教学和行政管理机制、针对各所独中不同环境提供长期发展规划。

“在这种情况下，个别独立操作而缺乏监督机制的模式，就易造成人为因素的人治现象，脱离法治规范。”

他说，基于独中没有一个中央机构制定独中的师资专业资格，长期没有系统性教育专业培训和过滤，造成教师素质良莠不齐。

“各所独中各师各法，根据本身学校需求吸纳教师，造成不够严谨过滤，再加上各校如果缺乏监督、视察、规范教师师格和行为的机制，就容易在校园内发生违纪违法事件。 ”

前校长喊话：聆听学生意见

据观察，独中校内教师评估制度存在盲点，偏重教师服从度而非师德。

服务独中17年，曾担任2所独中校长的黄集初在接受《南洋商报》专访时指出，评估教师是重要的一环，现有制度属于行政评估，从科主任到教务处，再到校长评估教师，根本不会去询问学生对某个老师有何意见，因此未能反映教师真实与学生互动的表现。

这意味，教师的评估制度并未将学生意见纳入评估过程，使有问题教师易于逃避监督。除非把学生意见作为评估的参考依据，才能更全面反映教师表现。

他说，学生意见虽无法完全决定教师表现，至少可作为参考的一部分，若对某个教师的投诉特别多，管理层便能启动调查机制判断真伪，及早发现问题。

成立学生会

校方若真能接纳学生意见，将大大改善整个校园环境。不过，现实是大多数学校认为学生不能批评老师、侵犯老师尊严，故难以接受这样的概念。”

“现在已经来到一个时间点，若学校不让学生在校内批评老师，他们就去社交媒体批评老师，在社媒疯传之后，事情闹得更大，包括报警让警方介入。”

此时此刻重提成立学生会，作为学生与校方的正式沟通平台，似乎处于正确的节点，有助于直接反映学生问题、监督校方，塑造校园民主化。若学生会不行，可折衷成立班代会，让每班班长加入，进行定期对话，成为内部沟通管道，让下情上达、上情下达。

盲目尊师酿苦果

校园性骚扰事件倾向“权势性侵”，师长和学生之间的信任关系被利用，双方存在职位、年龄或资源不对等。让人不禁反思，该如何建立清晰的“熟人关系中的边界感”，这与刻在华校生骨子里的“尊师重道”是否存在传统与现代的矛盾。

时评人拿督谢诗坚向《南洋商报》说，华教强调的尊师重道本意虽好，但若缺乏反思与制衡，就容易被滥用，可能会演变为盲目服从与压迫。华教在强调传统文化传承之余，也应有清理弊端的勇气。

黄集初则说，尽管他非常重视尊师重道，不过凡事要有限度，不要因过度尊师重道而使自身利益被侵犯，甚至不敢挑战教师。可惜现代人误解了尊师重道原意，过度尊师将变质为压迫，并非所有老师都值得盲目尊重，应加以分辨。

“传统的尊师重道存在因果关系，教师是传道人而尊重他，若教师不传道就不值得尊重。不知从何时开始，尊师重道被曲解成不论教师做什么，只要是教师就该尊重。”

“不敢说，也不被听见”

社会文化足以影响学校氛围，地方家长和学生较看重学校权威，因此地方独中的沉默文化较为严重，即使发生权势不对等，都会因注重学校体面而不随意报警或对抗。反之，雪隆区的独中家长较敢怒敢言，一有问题便马上反映给校方，如果学校置之不顾，不惜召开记者会公开事件。

黄集初说，性骚扰事件可分为“突发性”和“长期隐性”两种，而后者的破坏性更大。

许多案例显示，受害者的申诉未被妥善处理，反映了学校管理失职，在危机应对及责任承担上存在严重疏失。该负起责任的，不只是加害者，学校领导层也必须有人承担处理不当的责任，一旦处理不当便会动摇学生与家长对学校的信心。

谢诗坚指出，沉默文化指的不是没有人说话，而是没有得到应有的回应。而校园性骚扰的出现，反映出制度缺位与监督不力，校方轻视问题所致。独中也缺乏有效的内部危机机制和性骚扰申诉程序，一旦发生问题，往往不了了之。

“遮丑”文化盖不住真相

教育部辖下学校有“性侵与性骚扰指南“做依据处理性骚扰投报，不过，据黄集初了解，独中体系并没有性骚扰申诉机制。

因此，他建议独中参考教育部的标准作业程序（SOP），前提是管理层真心想解决问题，而非面子与校誉优先，担心捐款减少、招生下降或社会观感负面。

“现实的案例说明，即使校方有意隐瞒，却早已在学生之间传遍，事情是盖不住的。真正解决问题需处理根源，并辅以后续辅导，而非表面止血。”

董总于4月24日发布了题为“落实校园性平教育，建立性别友善环境”的文告，其中内容包涵已制定性骚扰事件的处理流程，涵盖投报渠道、权责划分、调查程序、分流监管、惩处方式、申诉机制和支持系统，并会在近期提供给各校参照。

“多头发言”添乱局
学校公关急需升级

学校面对媒体和社会监督时，显得被动和缺乏回应机制。

谢诗坚指出，在社交媒体无限放大效应之下，校方面对了巨大压力，尽管它可以把压力转化为改革动力，不过，难点是缺乏权力与资源去执行系统性的结构改革。而改革的关键在于学校本身建立监督与制衡机制，而不是外部监督。

而面对如此重大危机，独中应重视公关与危机管理。

黄集初建议，学校预先培训校内人员处理危机，统一对外发言窗口，避免“多头发言”造成混乱。

他说，性骚是零容忍，爆出来是好事，对那些有坏念头、有欲望却控制不了自己的狼师，起了警惕作用，也是机会教育，从中提高学生们的性平等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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