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官巡灾区重要吗?/江振鸿
登州大臣阿末山苏里（后排右）慰问救灾中心的灾民。（档案照）
虽然我对于由伊斯兰党强势执政的登嘉楼“不感冒”，但我却恐怕无法苟同那些网民和民众质问及炮轰因为正在国外度假，所以没有亲身坐镇登嘉楼水灾灾区指挥救灾工作的登嘉楼州务大臣。
完善机制各司其职
其实就如一般组织完善的私人公司，政府也有一套完善的应对与汇报机制，让其属下单位及各级官员能在突发情况时，各司其职，各尽其责。
各人知道都该做什么，包括某些官员不在岗位上时，谁是其代班人，或某些官员被联系不上时，该如何“越级”请示。
更何况，现今资讯发达，一旦灾难事态严重，相关协调指挥负责人可以在任何地点下达相关的指示命令。
因此，只要救灾工作能有条不紊的进行及完成，相关部长高官们有没有亲临坐镇灾区指挥，恐怕不是问题的重点吧？
所以，发生灾难时，我们该关注的是救灾行动是否有效，而不是有哪位部长高官没有所谓的心系灾民，没有现身灾难现场视察。
记得2014年的我国数个州属大水灾，在民意压力之下，时任首相及反对党领袖互相被对方阵营砲轰正在国外度假，没有第一时间赶回国到灾区现场。虽然当时我不明白，救灾工作，是反对党领袖的管辖及责任范围内吗？
而去年2021所发生的数个州属大水灾，在民意的有机可趁之下，也有反对党议员在网上发出千元“寻人启事”，我更是疑惑，因为这则“寻人启事”中，榜上有名之一的青年体育部长，其职责与救灾工作恐怕无关吧。
别为“表演”影响救援
所以，每当发生天灾人祸时，大家就别怪那些竞相前往灾难现场“表演”以致影响了救援工作（因为救援团队往往得花费宝贵的时间接待这些部长高官们）的部长高官们，因为这正是源自于网民和民众的“市场需求”。
而将心比心，我可不想在大年除夕与家人吃着年夜饭时，却突然因为公司出现一些问题，被上司要求马上现身公司（亲临灾区现场）。
虽然我不用亲临现场，也能借助发达的通讯科技，指挥属下，迅速解决相关的问题。
我也更不想花了不少血汗钱换来的海外度假计划，却突然因为公司出现一些问题，而被上司要求马上销假以现身公司（亲临灾区现场），
虽然我不用亲临现场，也能借发达的通讯科技来指挥及协调各方，轻易解决相关的问题。
公积金缴纳率应调高?/江振鸿
为了确保雇员公积金局会员在退休后拥有足够的储蓄以应付日常开销，华社研究中心日前建议政府将公积金总缴纳率提高至30%，这一建议让雇主和雇员都感到“心惊胆战”。
目前，雇员的缴纳率为月薪的11%，而雇主则为12%（月薪超过5000令吉）或13%（月薪少于5000令吉），总缴纳率为23%或24%。若将这一比例提高至30%，差额应由谁来“承担”便成为关注焦点。
若由雇员承担，意味着雇员缴纳比例需提高。然而，以当前多数会员的实际情况来看，这并不现实。
许多人之所以退休金偏低，除了多次从公积金账户中提款外，根本原因是收入偏低，导致每月缴纳金额本就有限。
再者，部分会员除了理财不当，更因收入有限而无力建立紧急储备金，只能在突发情况下动用公积金，加剧了日后退休存款不足的风险。
提高雇员缴纳率，虽是为其未来着想，但对一个月月入不敷出的打工族而言，又怎有心思考虑遥远的退休生活？其当下面对的“钱不够用”问题，才是最迫切的现实。
提升整体收入才治本
若由雇主承担，意味着提高雇主缴纳比例。在当前经济充满挑战的背景下，包括最低薪金调高、政府补贴合理化，以及国际层面的不确定性（如美国发起的关税战），无疑是“杀鸡取卵”。
企业若撑不下去，雇员连眼前的温饱都难保障，遑论退休金问题。
因此，要真正解决退休储蓄不足的问题，应从提升雇员生产力、改善营商与投资环境，以及推动企业向高附加值产业转型着手，进而提高整体收入水平，才是治本之道。
至于华社研究中心提出的另一建议，提高法定退休年龄，倒是值得考虑。面对人口老龄化，延迟退休不仅有助于缓解劳动市场人力短缺，也让雇员有更多时间累积退休金。
尤其某些行业，临近退休的员工正处于经验与技艺的巅峰，过早退休将使企业蒙受损失。
因此，让有能力者继续工作，既利于个人财务规划，也对整体经济发展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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