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前马来亚的侨胞，大部分侨民并没有意识把马来亚作为永久的家园。“华侨最关切的事，就是赚几个钱，好早日告老还乡”。（见巴素博士原著，刘前度译，《马来亚华侨史》，光华日报有限公司出版，1950年，第36页）
华侨，在马来亚这片土地上留下的，是无限的汗水、泪水和思乡之情。这种困境，在异乡一直无法摆脱。此时，中国已遭受列强无数次的凌辱，内战又持续不断，可是，华侨依然以“中国人”作为骄傲，对于死心塌地于文化与民族身份的追寻和国家效忠，从20至30年代马来亚所上演的剧作，就能明显揭示。英殖民地政府统治下的马来亚，侨胞团结起来，心向中国祖国，筑起了一道无法攻破、具社会意识形态的城墙。
华侨关心和效忠中国祖国，演出的剧作以中国为故事背景、反映中国传统文化，都是这时期的特殊表现。如果说马来亚华侨戏剧创作者，没有领略马来亚此时此地多元种族、文化、政治、经济、教育的影响，这也是不可能的。
1925年至1930年间，马来亚的华文报刊在各地出版发行有109种，附赠的副刊，为马来亚的文艺作品提供了公开发表的平台，带动了马华文艺的创作。
办报精神带动戏剧创作
战前马来亚的华文报章，跟中国的政治和文化关系密切。上世纪20年代，报社已经意识“无论言论记载，俱不适应南洋社会，致使阅者不能得读报之益”，而且，秉持“以南洋人而某改革南洋社会，其祸首自常了如指掌，断无隔靴搔痒之患者；此所以本报绝对欢迎各栏投稿也”（见《新国民日报》，1924年10月1日）的办报精神，带动了马华文学发展和戏剧创作。
朱梦非的《钱》、郭乐仙的《误》、蒋吟秋的《须》、拓哥的《咖啡店里》、陈晴山的《牛女》、林姗姗的《良心之狱》、陈旧燕的《往死路上跑》、慎良的《市侩之子》、陈浑才的《离婚》、许佑同的《成功》、山的《爱与怕》、退卒的《荷兰水》、金狮的《里面》、王云水的《障碍》、朱冷夫的《天与地球》、陈旧燕的《往死路上跑》、陈英强的《爱》、玳的《弟弟》、陈剑光的《叛逆》、林参天的《病榻之前》和《我愿跟他去》，分别在《南洋商报》、《星洲日报》、《槟城南洋时报》、《新国民日报》等发表。这些剧作，大部分依然摆脱不了旧戏影子的缠脚布。
20世纪初，当马来亚侨民的文化教育程度还不高的时候，孙中山先生曾经在广州对党员演讲时说：“拿他们心理上极欢迎的话去演讲，便可感动许多人，不必费很大的力量，使收很大的效果”。（见钟广兴主编，《华侨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台湾：海外出版社，1981年，第18页）这番话，打动了一部分马来亚思想进步的戏剧志士。其中，寰游的诗剧《十字街头》在报章发表，真实地反映社会写实，并且向黑暗势力瞄准和抨击，结果引起了文字祸。
马来亚的华侨，实际上与中国存有许多现实环境的不同。一些长期在马来亚生活的华侨，对于此时此地的生活，更加关切是理所当然的。1927年，在星加坡出版的一份杂志《荒岛》，提出了“把南洋色彩放进文艺里去”、“用血汗铸造南洋文艺的铁塔”等的呼吁。这是首次在马来亚文坛上，提出要求反映南洋本土文化意识的文学。（见赖伯疆著，《东南亚华文戏剧概观》，中国戏剧出版社，1993年，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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