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2日，由倫敦和深圳兩家研究中心發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數（GFCI）顯示，金融市場信心加速恢複，全球金融中心評分整體上升，紐約、倫敦兩大全球金融中心地位繼續保持不變，但新加坡就超越香港成為全球第三大金融中心，這個排名變化，明顯激化了香港視新加坡為競爭對手的趨勢。
當然這項排名從第三位726分的新加坡、香港725分、以至於到第十位的巴黎，每個城市之間相差隻有一分。
從表面來看，香港和新加坡針對的重點市場相同，互相“搶客”自然是正常不過，例如因為受疫情防控措施和中國監管製度調整而導致的資產轉移。
黑暴損害政治穩定
過去受亞太區整體經濟發展，帶動不少發展中國家，包括中國、印度、印尼等地的高資產家庭。移居到其他社會環境更穩定的城市，原來香港和新加坡都是受益者。
高資產家庭數目大增，香港作為亞洲金融中心，曾經以擁有9000多名超高資產人士成為僅次於紐約的全球第二大富豪聚居城市。
但近幾年的居住和社會環境變壞，特別是2019年黑暴一役，嚴重損害香港的政治穩定，變相令新加坡一支獨秀。
按照新港金管局發布的數據來看，新加坡的財富管理規模達到4.7萬億美元，已經略高於香港。
移民和財富研究公司Henley & Partners的一份報告指出，2022年預計會有2800名百萬富翁遷移到新加坡，令總數達到24萬7300名，同一時間卻有3000名富翁離開香港，跌至14萬5500名。
更多外企遷至獅城
更令人關注的是平均資產數據，新加坡為19萬4640美元、比香港高近一倍！
防疫措施同時成為短期內人員流動的關注點，新加坡今年開始積極善用其較寬鬆的檢疫措施，與香港及區內國家競爭，吸納資金及人才，並吸收更多外資企業將亞洲總部遷至當地。
早於去年，新力互動娛樂宣布內部重組，將亞洲中心營運部門搬離香港、合並至新加坡。
今年中亦傳出法興銀行與新加坡政府達成協議，將部分銀行家由香港轉移；多家國際金融機構包括美銀、摩根大通、花旗等均將部分高層從香港遷移至新加坡。
這是否造成香港人才流失？雖然普遍認為部分外國雇員和高資產人士的“出走”是臨時性的，在疫情調整後會自然回流。
但是在發達地區“搶人才”是關鍵的態度下，香港防疫控制勢必要大幅降低來配合外國的需要，恢複全面運輸交通來保持國際交流，但是，在這些政策調整顯然會對部分人群帶來傷害，香港政府在調整防疫政策時需要面臨的壓力，肯定比新加坡要大得多。
新港既相爭也相生
表面上，香港和新加坡針對的市場相同、競爭難免，但問題是新港之間，“既相爭、也相生”。
雖然兩者的定位相同，表面上都是金融和貿易，自然會有競爭，但雙方優勢缺點卻又完全不同，變相作出選擇的機構並不“兩難”，更重要的是雙方的發展機會又緣於相同的“氣候”，那就是整個亞洲區域：中國、印度、東盟等都在擴張之中，需要彼此競爭還遠及不上“餅要造大”這個關鍵條件。
所以，雙方與其說要“競爭”搶生意，不如說更關鍵的是別讓亞太區的上升軌跡被打破。
正如2019年，香港黑暴期間資金也流走到新加坡，但是當時李顯龍明確地說，不希望從這樣的方法獲得利益，因為亞太區鄰近區域不穩定，會對整個經濟發展構成重大損害，這絕不是他們願意看到的。
香港防疫進退兩難
過去，香港的優勢關鍵在於背靠中國，但卻被利用作抗中基地、拖延香港配合中國的高速發展，沒有利用這個優勢之餘，更令香港經濟停滯不前。
到冠病疫情爆發後，中國和香港疫情防控都遠勝其他地區，但很不幸地，由於歐美對疫情防控失誤，令病毒不但蔓延，還不斷變種，終至無法收拾。
於是目前疫情處理方式的選擇：被迫由原來正確地執行防控措施、走向歐美國家錯誤的不管不顧，作為開放型經濟，卻又處身於中國和外地防疫差異的夾縫中，香港的顯得進退兩難！
獅城未來充滿隱患
然而，表面上形勢大好的新加坡未來充滿著隱患、障礙和危險。
通脹壓力會否擴闊貧富差距？從而中斷年輕人群的上遊能力？最近出現了曆史上最貴新加坡：房租漲兩成、食品價格漲三成、水電費創新高、擁車證破11萬新元！
再加上幅員細小的新加坡根本經不起任何政治動蕩和地區戰亂，不確定性可能永遠無法令新加坡人安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