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数字可能揭示残酷的事实。我们一直被告知，创新速度日新月异，但所谓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所产生的数据表明，这根本算不上是一场革命。发达经济体的生产率增长为50年来最缓慢。
这一“生产率悖论”通常被归因为衡量指标问题，或破坏性技术部署后的滞后效应。但另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关于技术趋势的公共争论总是被影响这些趋势的公司和企业家所主导。难以跟上技术变化脚步（或积极抵制技术变化）的绝大多数公司的声音无人倾听。
认识这一不太明显的角度对于理解为何数字革命没有体现在数据中，以及它为何可能陷入停滞至关重要。简言之，热烈的讨论往往是基于有失偏颇的一般化。
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大数据和人形机器人都掌握在一小撮企业手中。这些技术所得到的关注与它们的开发和部署规模相比不成比例。
杜克大学的丹·阿里利（Dan Ariely）在2013年时打趣道，“大数据就像是少年的性：每个人都谈论它，没有人真的做过，每个人都认为其他人都在做，因此每个人都宣称自己在做。”
个中动态很容易识别。记者追寻有料的故事。投资者追寻诱人的回报。消费者试图预测下一个科技时尚。
社交网络、全球媒体和国际会议放大了破坏者的声音，而他们想要的只是扩大自身的前景。随着信息随波而下，各路信奉者纷纷涌出。流言成为常态。
新科技不利旧行业
以世界经济论坛（WEF）关于新兴劳动力市场趋势的最新年报为例。它基于对大型跨国公司的调查而成。它指出，到2022年，机器学习、数据分析、新材料和量子计算投入的激增将刺激对数据科学家、人工智能专家和机器人工程师的需求，而对现有行业不利。
问题在于WEF的总体样本并不能代表实体经济。在经合组织各国，雇员超过250人的企业企业只占活跃企业总数的7%，它们所雇用的工人数量只占劳动力总量的不到40%。
中小企雇员难胜任
报告作者们承认了这一偏差，但他们的结论仍是危险的一般化。他们的未来工作岗位与绝大多数仍在第三次工业革命框架下经营的中小企业的当下雇用需求完全无关。
类似地，一项经合组织研究发现，技术前沿企业与其他所有企业之间的劳动生产率差距在过去十年急剧拉大。许多在媒体中耳熟能详的先进技术，在大多数公司仍然没有得到利用，这表明我们还需要等待很久才能看到哪怕是最具革命性的创新开始推动GDP。
有人说，电力和个人计算机等通用技术一般不会立即提振生产率，而是要等到它们问世大约25年之后。
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的观察——“计算机时代随处可见，就是在生产率统计数字中不可见”已经过去了32年，我们在生产率统计数字中仍然看不见计算机时代。人工智能凭什么能与个人计算机有所不同？
忽视技术滞后影响深远
忽视技术滞后性可能带来深远的决策影响，特别是在科技狂热（或危言耸听论）将人们的注意力从迫在眉睫的教育系统和劳动力市场等问题吸引开的时候。如果政府将更多资源用于训练明天的高技能职业精英，就有可能造成今天更加深刻的不平等性。
当然，犬儒者可能会对“输家”嗤之以鼻，认为他们没有给关于技术的争论带来任何东西：往好了说，他们能够填补数字先驱者们为他们创造好的角色；往坏了说，他们将被完全挤出劳动力市场。
但别忘了，小企业哪怕面临着经济逆风，仍具有政治权力推动对威胁到它们的生存的新技术进行更严格的监管。
优步等全球巨头对此再熟悉不过。多年来，它遇到了组织良好的出租车司机小团体的强烈抵制，这些司机从未得到邀请参加全球精英聚会思考平台经济的优点。
从某些程度上说，世界发达经济体的“落后者”正在通过将反贸易民粹主义政党和政客送上权力宝座的方式复仇。
带动后进者转型
为了避免更糟糕的反噬，以及对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真正含义更好地理解，我们必须明白何时所有企业，不仅仅是头部企业都会支持今天的破坏。
可持续的技术转型需要广泛的共同收益，这意味着帮助后进者作出调整与让创新者繁荣壮大一样重要。被破坏者的声音也必须得到倾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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