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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个人利益为出发点 ESG恐沦企业形象包装

【赴一场大马ESG征途·下篇】

独家报道:黎添华

本地教授连惠慧博士,最近爱上了一本厚达500多页的书 ——《善经济》。

书中倡议着真善美的经济如何构建出美好社会,而人类对美好社会的追求,又如何将企业利益最大化。

有趣的是,对刚被国际学术认证机构Reseacher.com评选为全球1000位顶尖金融与经济学者的连惠慧而言,这概念与佛教2500年前主张的“利他利己”不谋而合,只是来到了这个世纪,它有了新的代号“ESG”(Environmental环境、Social社会,及Governance治理),更在冠病大流行后凸显其重要性。

有学者预测,这组字母至少将叱咤未来半个世纪,但关键问题是:我国真的准备好了吗?

成为利益交换筹码

对马中大湾区科技联盟秘书长邓炯州而言,早在2018年大马交易所(Bursa)推出自己一套ESG标准前,ESG 其实一直都存在于现有体制下的各个方面。举例,我国在保护环境环节中有一套明确的法令与条规来管制;在雇佣劳工方面,我们也有不少劳资双方的相关法令,只是所有的这一切都只是碎片化地存在,并没有整合成一套更全面、精细的综合机制。

他向本报指出,一家企业的形象扮演重要角色,加上能影响股市表现,因此不少大集团都会将ESG视为企业形象工程。这样的操作并没不妥,但在我国出现的却更趋向于个人形象的粉饰,又或成为利益交换的筹码。

“一些企业会利用集团资源,又或外国企业的ESG投资来进行个人形象包装,如,慈善、环保工作等,以换取更多的磋商资源,再不就试图借此力争勋衔。”

他以企业社会责任(CSR)为例,部分本地企业看似捐钱做善事,再不就‘协助’地方政府推动某些项目,然后冠上CSR的名义。然而,这种一次性且投机性质的“贡献”,更像是一场个人形象包装秀,并不具备长期效益。

行善缺乏长期效益

一名不愿具名的“拿督级”槟城议员向本报指出,不少企业在推动“善举”时都是从个人利益角度出发,出发点不仅偏离ESG 的意向,更没实际地惠及集团。

“你看CSR就知道了,有者做的十分Low(低级),以为偶尔捐钱、送物资就够了,也不在乎年度报告中如何交代,因为更看重本身与权力机构的关系。”

这名议员透露,他曾建议企业常年捐助保护濒临绝种的动物、保育古迹,或大自然修护等项目,惟企业更倾向于不需长期承诺的活动。

据了解,欧美很多企业的ESG方式相对较具长期效益性质,且具备交易意义。无论是“领养”方式保护古迹、或拨款在保育稀有动植物项目,业者都会派职员参与,而不是拨款了事。

“此外,他们也不时对外举办教育觉醒活动,唤起企业内外对该课题的认知。相对的,我国企业灾难时捐物资、佳节送礼,又或出自传卖了做教育慈善等做法,显然较不具备长期效益,更有欠透彻。”

免成官商滥用“公器”

ESG被滥用的情况,或许还有我们想像不到的一面。邓炯州表示,我国国情相对复杂,官商潜规则的一些‘黑操作’也不时带上法庭并被定罪。若机制不透明、监督不严谨,加上评级单位的独立性被vdd质疑,都很容易让ESG成为企业与权力机构交换利益条件的‘公器’。

再者,由于Bursa的标准多由上市公司所遵守,非上市公司和家庭工业可能面对门槛太高的窘境,因此不少非政府组织和各别州官联单位也先后推出自己的一套准绳,这大大加剧了往后所可能出现的矛盾。

“试想想,Bursa有了自己的标准,如果槟州政府另有一套标准,环保性质的非政府组织又有一套标准,届时中央政府出台一套准绳时,我们要跟谁的呢?”

“萝卜”利益吸引企业

邓炯州强调,其实ESG还是有值得推行的社会意义与企业价值,无奈很多时候我国的政治乱局、官联机构间的权力博弈,以及利益单位的角力,都让原本拥有良好初衷的计划,最终沦为各方的工具。

也因如此,他认为国内的现实情况需纳入在政府的落实考量内,以便减低任何被滥用的可能性。其中政府、企业、民间、学术机构、非政府组织的结合就显得十分重要。一旦各方各司其职,加上政府的赋权,我国的ESG也能落实得相对妥当。

较早前,他也提醒,由西方世界主导的国际社会在倡导ESG 时多与利益挂钩,将之打造成能为企业带来更多利益的“萝卜”,因此才吸引企业像觅食的兔子般毫无疑问地跟随。

然而,这些标准背后都是庞大的商机,如打造ESG时的机制、教育、培训、审核、评级,以及日后出现的再培训、再审核与评级等,全都是一笔开销,更蕴藏着国际间的角力。

“不是说ESG就不好,我国还是要推动的。只是必须在推行前清楚了解它背后的经济目的,解构间中可能出现的国际政治意图。”

消费群付不起代价

联合国中小企业创新协会会长方翰杰博士坦言, 本地企业要落实ESG,还得面对几种现实考量。

第一,我国的商业结构相对较多枝节,外包分包成了必不可少的环节,因此企业生产成本相对较高,赚幅也有限,落实ESG很可能将加重业界生产成本。

第二,我国在现有体制上已经有了一定的保障,如医疗体系、社险、公积金等,若外国企业以更高标的ESG为由,要求我国落实额外的保障,无疑将进一步提高生产成本。

第三,我国消费群体是否已经做好准备为ESG买单。尽管部分企业成功在不增加成本下落实ESG,但不少还是须承担一笔不小的开销。就此,顾客是否愿意为ESG买单成了关键。

“新加坡要落实比较容易,因为他们的消费群体相对成熟,消费能力强。但我国则不一样,我们的社会可能付不起这个代价。”

须分阶段栽培企业

方翰杰站在国际博弈的角度指出,发达国家经常将不环保的行业外包到发展中国家去生产,之后又对发展中国家展开更高标的要求,这无疑等同将高额成本转嫁予发展中国家的企业,甚至还在各方面牵制这些国家的发展。

他举例,一位卡车司机为了方便卸货,因此让一位步入青春期的儿子留在车上,哪怕后者什么都没有做,但这在我国看似无伤大雅的举动,在美国来说是违例的。

“这显然是一只无形的手在操控着我们。他们撇得一干二净后,就展现一幅清高姿态。最后跨国企业可能越做越好,但是本地的中小企业呢?”

我国还没准备好

他强调,其实ESG不是不好,惟我国各方面还没有准备好。即使目前上市公司都已经落实了ESG, 但到位与否,及能否让其他企业相继推展都有待检视。

“如果你的公司与外国有联系的话,那必须得推展ESG, 不然以后出路就少了。家庭工业要落实自然是好的,但需要考量成本。”

他建议,若要我国全面落实ESG,政府有必要分阶段鼓励,其中相关部门有必要大量栽培企业,同时相关的教育工作也应该渗透到消费群中,以培养他们的成熟度。

此外,企业也必须得从内部做起,例如要有自省能力,并提升企业规格。也唯有提高竞争能力,才能掌握市场话语权,而不是靠外部压力来自我提升。

官联机构以身作则

在理科大学任教的连惠慧教授认为,我国若要落实ESG,或许最好的方式就是先让官联公司或机构先推行。

尽管她不认为私人界有继续推搪落实ESG的借口,但最有说服力的方案,莫过于先让官联机构开跑。

“以身作则的方法可让私人界没有借口不落实,同时也能让官联机构彻底了解当中的实际运作情况,之后再调整完善整个机制。”

她也建议政府在现有政策下,对落实ESG的企业加大税务减免的奖掖鼓励,甚至颁发认证等。

她坦言,无可否认,企业的最终目的当然是赚钱,若能赚钱之余还打造真善美世界,甚至还能为企业带来更长远的价值,各方都应该积极正面地看待ESG。

结语:去芜存菁落实ESG

打从穴居人围火群居开始,人类就该本能地意识到唯有群体合作,朝同一个目标迈进,才能让大家克服共同的生存威胁。

如今,全人类真正面对的共同危机不是利益不够,而是气候变化所带来的自然灾害、粮食短缺所引发的资源纠纷、一系列的传染病、一连串的掠夺剥削,以及一场场导致民不聊生的政治纠纷。明乎此,ESG无疑是缓解危机的密码,而无论社区、国家,乃至全球更需要集体面对,共同承担,才能确保我们都能在层出不穷的危机下继续生存。

或许,目前更有意义的思考是我们该如何去芜存菁,并在不对中小企业造成不必要的成本压力下,将ESG落实得与理想更近一些。如果ESG注定是人类宿命里的一场长征,愿我们能决定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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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正在改变生活——你注意到了吗?/李文爱

简单来说,气候变化是指全球气温和气候模式的长期转变,主要由人类活动如燃烧化石燃料、砍伐森林和工业排放造成。这些行为增加了二氧化碳和甲烷等温室气体,使地球变暖。

在大马,我们已能感受到其影响。根据世界银行与亚洲开发银行2021年发布的《马来西亚气候风险报告》:

·1970年至2013年期间,西马、沙巴和砂拉越的地表平均气温每10年上升0.14度至0.25度;

·若全球高排放持续(RCP8.5情景),到2090年代我国平均气温将上升约3.11度;若全球大幅减排(RCP2.6情景),上升幅度为0.8度;

·降雨量预计将增加,尤其在沙巴和砂拉越,但预测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洪灾对我国破坏最严重,且发生频率和强度近年来显著增加,预计将随气温升高持续恶化;

·热浪频率和强度也将显著上升;

·海平面上升(至2100年或达0.4–0.7米)将威胁沿海农业与居民,特别是沙巴与砂拉越;

·干旱与洪灾若发生在水稻种植初期,产量或将减少多达60%;橡胶、棕榈油、可可种植也将受影响;

·气候变化将加剧贫困与不平等,因低收入群体多从事农业、渔业及非正规城市经济活动,且居住在更易受灾的区域。

国家银行也指出,气候相关风险将影响金融系统、银行、保险及企业运营。随着气候变化法案即将提呈国会,企业和消费者都将面临碳税的影响。

然而,这并非全是坏消息,投资再生能源、永续农业及绿色就业,能助我国打造更具韧性的经济体系。

总而言之,气候变化已经发生,人人受影响。了解它,是第一步;采取行动,是我们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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