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盟对华关系成为亚太区域合作中最为成功和最具活力的典范,已是不争的事实。中国也已明确表态,视东盟为周边外交优先方向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重点地区,并支持东盟在构建开放包容的地区架构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使之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例证。

东盟与中国的合作互动,已由初始阶段的经贸投资,渐次发展至产业园的设立和基建的互联互通。这次疫情的冲击,更提速催生了数字经济的合作。

这次的冠病疫情,虽是一场百年不遇的全球浩劫,却在危机中,为东盟与中国之间的合作开拓了“数字丝绸之路”和“健康丝绸之路”的新契机。

数字时代:转移成熟技术

疫情的迅猛传播,使人意识到要使其受到遏制,保持社交隔离是必需的。这催化了生活的数字化。中国数字经济日趋成熟的新科技,衍生了不少新动能,足可应对后疫情时代社会新常态下的生活需求。这正好可作为新阶段推进“一带一路”的新抓手。

然而值得关注的是,东盟国家长期以来所期待的“技术转移”,始终还是“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欧美日等国早年的承诺,到头来皆以“跳票”告终,不能兑现。东盟的发展中国家在科技发展路上的摸索前进,需要的是成熟科技的引导、分享和奠立基础。单纯的市场开拓,并不会使到东道国的科技自立有“获得感” 。

中方的数字科技新动能可考虑通过与东道国的产、学、硏各界合作的方式落地;以中方的科技、产能为基础,打造在地品牌,贯彻“中国智造”方略,并助力东道国的科技创新和发展。这完全契合“一带一路”、“共商、共建、共享”的基本原则,同时更是后疫情时代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理想排头兵。

公共卫生:化危机为契机

在应对未来可能爆发的公共卫生危机方面,“中国——东盟健康丝绸之路”的规划是未雨绸缪之举,值得肯定和借鉴。在这框架下,具体抓手,如:人才培养项目(2020-2022)、应急医疗物资储备库,以及中国——东盟公共卫生应急联络机制等,在在皆体现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精神。换句话说,这不难发展成为“东亚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刍形。

与此同时,可以预见的是,医用物质的生产供应链,势必会日趋在地化。中方不妨顺势而为,以其产能优势,在东盟开拓合作深耕的契机。

值此迈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当儿,基建的互联互通仍会扮演重要角色,但必须兼顾的是相关项目的环境评估、社会影响、透明度与贷款的摊还能力评估等,不能全由东道国政府一手操办。

东盟虽是发展中国家的区域组合,但多数奉行多党制议会体制,透明开放程度不一;民众对环境、社会与企业治理的要求与日俱增,同时期待的是这一切都能在国际标准框架下进行。从积极的角度来看,这可助力中方反制外部势力长期以来所谓“债务陷阱”的惯性污蔑;同时也可以借此规避卷入东道国朝野政治角力的漩涡。这应该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新标竿。

在布点方面,习近平主席在去年(2020年)11月东博会开幕式上的谈话,即已清楚阐明“推动澜湄合作,以及东盟东部增长区合作走深走实”的重要性。或许这可诠释为“一带一路”倡议迈向多边合作的进军号。

多边合作:共商共建共享

在战略布局上,涵盖汶莱、东马、印尼与菲律宾的东盟东部增长区,位居西太平洋与南海之间,尤其显得重要。这是个机遇与挑战兼具的热点地区:既赋有丰富的天然资源,却也是水域主权争议的焦点。

可惜的是,自1994年提出倡议以来,其进展停滞不前,迄今尚未见有任何具体抓手项目。其中,就以马、印、汶三国分别盘踞的婆罗洲来说,地广人稀,相对落后,正是推动互联互通、可持续发展、缩小发展差距与次区域合作的沃土。

举一反三,另一个已备受遗忘,却值得中方探讨深耕的区域是印尼—马来西亚—泰国增长三角区。它始于1993年,却始终看不到具体的战略布局。再说,这些年来历经马、泰、印三国的政权更迭,这增长三角区的倡议给人的印象是似已束之高阁。但基于地缘政治的考量,东盟南部地区这项以睦邻合作为基础的倡议,若能做到互惠共赢,它还是有所作为的。

“一带一路”既然强调“共商、共建、共享”,就不妨考虑结合地缘,为这久被遗忘的区域性发展概念注入新生命力。

从战略格局、布局到布点,中国有其制高点;后疫情时代所需的新动能更是中方的强项,具此优势,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愿景,只要配以灵活务实的落地战术、坚实的互信基础与融洽的外交关系,水到渠成是指日可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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