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丹比萨·莫约（国际经济学家）
随着世界变得日益动荡和混乱，政策制定者、商界领袖和投资者，需要重新思考他们用来分析全球经济的思维模式。
具体而言，他们应关注正在改变全球格局的三大结构性动态：资本流动、人口结构变化和政治意识形态。这三点都在预示着一个更加分崩离析和各自为政的世界。
资本流动的变化，主要受监管要求（如美国禁止在中国投资）以及投资者在各行业和各地区寻求高回报新机遇的驱动。
美国目前占全球股票市场市值的近70%，吸引了超过70%的资金流入这个规模达13兆美元（约56.2兆令吉）的全球私人投资市场，其中包括股票和信贷。
美股回报最具吸引力
尽管最近出现了抛售，但情况依然如此。美国股市是投资者能够获得最具吸引力回报的地方，因为美国这个全球创新领头羊拥有广泛、高流动性且深厚的资本市场。
但是全球债务额已相当于世界GDP的237%，令人担忧是谁拥有那些未偿还债务以及隐藏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杠杆究竟有多大。仅美国政府就欠债36兆美元（约155.5兆令吉，相当于其GDP的124%）——其中很大一部分都由与其关系紧张的中国持有。
此外，隐性杠杆和影子银行部门的债务也可能成为问题。根据标普全球的数据，截至2022年底影子银行持有63兆美元（约272.2兆令吉）的金融资产，相当于全球GDP的78%。
进一步的分析还显示，2024年影子银行占据了美国抵押贷款和杠杆贷款的70%。投资者和企业领导者需要扪心自问是谁在持有哪些债务，而偿债义务和主要的金融杠杆汇集点可能在哪里。
人口结构影响食品能源
第二大担忧涉及人口结构。据联合国预测，到2100年，全球人口数量将从目前的81亿增加到112亿。目前全球有近90%的人生活在较贫困的新兴市场国家，而非洲、印度和中东等经济较贫困地区的人口增长率，预计将达到或超过每名妇女生育2.1个孩子的更替率。
因此，这些地区的人口将继续偏向年轻化。非洲有50%-60%的人口年龄在25岁以下，而经合组织国家的这一比例仅为20%。
与此同时，其他国家正在迅速老龄化，出生率也在下降，欧洲和中国的预测显示人口将明显下降。欧盟统计局预测欧盟人口将在2026年达到4.533亿的峰值，然后到2100年逐渐减少到4.195亿。
联合国的数据显示到2100年中国的人口将从当前的14亿下降到不足8亿。
这种趋势会对全球食品和能源等多种大宗商品的需求和生产造成深远影响。比如人口众多且较为贫困的印度，仍然严重依赖煤炭和化石燃料而不是再生能源。
人口结构的变化也将改变金融投资组合，因为老龄人口将从资本家（愿意承担风险）转变为租房者（渴望获取稳定可预测的固定收入）。但是市场还必须适应前所未有的代际财富转移，即从婴儿潮一代向千禧一代转移。
据Cerulli Associates公司估计，到2045年，这种转移规模可能达到84兆美元（约362.9兆令吉）。
最后，必须考虑到各国和各地区意识形态的分裂。多边主义的瓦解以及贸易、资本流动、移民和思想的分化都是有代价的，政策制定者和商界领袖必须牢记这些趋势。
美国那些最大的跨国企业，仍有一半以上收入来自本国以外地区。但它们现在需要考虑的是那些陷入紧张状态的美国联盟和传统贸易关系对它们的业务意味着什么。
去全球化更集中采购
对更大范围的企业而言，去全球化迫使它们转向更加集中化的采购、雇佣以及商品和服务贸易。
它还会危及利差交易（在纽约和伦敦廉价借贷以投资于高收益地区）并使利润更难汇回本国。
在短期内，特朗普政府的关税和驱逐措施可能会影响薪资，加剧消费品、工资和各行业价格的通胀。此外，较高的通胀率可能会推高资本成本，从而抑制企业投资。
从长远来看去全球化和技术进步（如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将进一步固化当前的意识形态分裂状况。
地缘政治裂痕引发问题
地缘政治裂痕已经引发了重大的政治问题。国家资本主义和市场资本主义之间，以及在联盟和国家集团的重组方面都存在着角力。
“金砖+”等新集团正在争夺全球影响力并试图规避传统的多边机构。
“金砖+”国家占据了世界人口的45%，GDP的35%，也在许多国际贸易商品和大宗商品的定价和贸易中发挥着日益重大的作用。这种发展态势使得各国更难实现全球协同；即使是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这类以往备受赞誉的努力也已是举步维艰。
随着全球增长放缓，贸易、金融、宗教、能源、人工智能和移民都被武器化，导致复杂性大大增加，进而使政策结果更难预测。
实际上复杂性的增加和可见度的降低很可能会缩短那些围绕资本和人力资源分配的关键决策的时间跨度。
投资者、商界领袖和政策制定者可能需要更多地从未来18个月而非五年的角度考虑问题——后者通常被假定为一个经济或商业周期的长度。在如此密集的波动中决策者必须注重适应性。
没有人能够根据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变化的监管、地缘政治或经济条件来制定长期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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