捕风捉景|何凯晶（建筑系硕士生）
不能出门的2020年，大家总想起之前可以出门的日子，想念旅行，想念自己呆过的城市，以及这些城市此时此刻的面貌。
在疫情来袭前夕，我来得及辗转于北京、台北、柏林、伦敦这几座城市，前两者如今早已恢复生活常态，至少让自己的民众可以度过刚刚结束的跨年活动。
马来西亚似乎也不例外，尽管确诊病例屡增不减，大家也在调整疫情下的”正常生活”、“正常“逛街、“正常“聚会等。而不同的城市空间是否会塑造不一样的疫情常态，就从住的地方说起：
北京的住宅楼几乎都是高楼耸立的姿态。
北京：分区管理|宁可杀错也不放过
北京的住宅楼几乎高楼耸立，以小区管理的模式，把几栋大楼画一个圈，只留下1-2个必经保安检测的出入口。小区内有自己的全民商店和基础设施，保安名单上详细记录每个住客的进出记录，在疫情肆虐期间，甚至可以准确了解你从哪个城市回到北京，居家隔离是否达到14天。
北京早在40年就开发科技园区，一批科创精英已把中国的电子商务如淘宝和线上办工模式打磨成熟，赶上互联网热潮，大家早已不受足不出户的影响。
在中国的主要城市，房租高昂只能合租，合租的房子质量不高，来打拼的青年早已习惯常年蜗居在自己的一个小房间或者客厅小隔断，有私人空间都算幸运的，极少和他人产生社会性连接，不出门真的没什么大不了。
大数据下，大家对确诊数字非常敏感，随时都处于被追踪和监控下，只要哪一区有1个确诊病例，该小区就会进行检查和强制进行核酸检验，才能带着绿色码到其他城市去。
北京的各个小区都统一1至2个出入口，并有保安或民警办事处。
北京的电子商务模式和快递系统已经娴熟，让大家可足不出户。
台湾：上下协同|自主管理高度纪律
台湾的住宅楼都属于矮楼，即6层以内的高度，底楼通常会有商铺和走廊，与马来西亚的五脚基无异。下楼就是马路，步行几步就有公交站或地铁站，意喻你下楼就可以解决基本需求之余，还可以轻易离开这个区域。少了北京的高墙篱笆，台湾多了不少公共空间，不管是一张长椅，还是小阶梯广场（走累了可坐下），这不仅是街道友好，大家也活用并共同维护，而这是多年台湾社区营造的成果。一个自主的公民社会，执法者从来不是公共政策的主导者，反而是提供资源和支持社区的引导者，一个相对对等的关系。
这个思维落实到日常，人人都可以为自己负责任，大家会自主分类垃圾，关注社区安全，甚至自我约束，台湾如今的抗疫成功，除了对外封锁，也有赖于大家的积极配合和自律习惯。
台湾住宅楼下面通常都有临街的商铺。
台湾住宅楼底楼都有公共空间，由社区居民共同使用和维护。
柏林：邻里观望|栓不上的自由灵魂
柏林的住宅楼结合了以上两个城市的一点特质，住宅楼高度不会超过6楼，并也是以几栋楼为单位形成一个住宅区，外面看去是一排临街的建筑物，走进里面发现大家共享一个小公园和庭院。如果从3维立体角度来看柏林房子是无趣的，因为高度整齐划一，外墙只有功能性的窗户和阳台，并且都是和相邻建筑对齐的，而2维平面来看确实有趣的，那些平整的墙成了大家的画板，以各种街头涂鸦增添各种色彩。
多数住宅楼的阳台朝街道的方向，看似没什么特别，但结合人使用阳台的习惯。比如在柏林，是个如果必须宅在家也要到阳台和对面邻居互动的城市来说，没什么比能看到街景的阳台，居民的友好注视更适合监控街上犯罪行为了。
而德国相较于其他欧洲国家，以高效有序，医疗发达著称，在抗疫初期也较早取得成效，只是敌不过人民对于自由的向往，就像马来西亚负不起经济萧条的代价。
柏林的住宅楼成排成一个小社区，面向街道的平整有序，走进里面是社区共享的小庭院。
柏林的住宅楼外形无异，靠墙上的艺术涂鸦彰显个性。
马来西亚：以车为主|用幽默消解困难
马来西亚的前20年规划都是一个以车为主的城市，比如建更多的高架桥，尽管这几年在公共设施上有所改进，原本其目的是为了让大家可以不用驾车抵达目的地，那我们要怎么去LRT站呢，走路可以吗？踏出门后，发现走到保安处以外的地方都开始惊心胆跳了，没有完善的行人道，而最靠近的餐室要走20分钟，结果还是默默回去拿车钥匙。大马人总有自己的幽默去消解很多事情，疫情再难，也没有中马票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