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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媒:中国经济困境 恐比日本30年前更严重

(北京19日讯)中国经济陷入停滞,外界纷纷对比1990年代的日本经济停滞,认为两者如出一辙。

《华尔街日报》今天报道,中国许多方面比当时的日本更棘手,理由是更高的公共债务水平、更糟的人口结构、更紧张的地缘政治局势,以及对民营经济的整顿。

这篇以“中国经济困境堪比30年前的日本?可能更甚”为题的报道提到,1990年代起,日本成为“经济停滞”的代名词,经济繁荣让位给增长乏力、人口减少和通货紧缩。而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现在的情形与那时的日本如出一辙。

这项报道提到,现实是中国在许多方面,比当时的日本更棘手。中国的公共债务水平比当时的日本更高;人口结构上也更糟糕;而其面临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已非日本当时面临的美日贸易摩擦所能相比;且当局近年来一直在整顿民营部门,在意识形态上似乎不如当时的日本政府那么倾向于扶持经济。

尽管中国政府最近几周采取了一些包括小幅降息等“零敲碎打”的措施,但一直没有采取重大刺激措施重振经济增长。

经济恐长期低迷

经济学家们认为,如果官方不采取更有力的行动,中国可能会陷入与日本类似的长期经济低迷。

花旗集团(Citigroup)首席亚洲经济学家Johanna Chua表示,中国迄今为止的政策反应,可能会让国家走上日本化的道路,中国整体经济成长前景的放缓幅度,可能比日本更大。

报道提到,1990年代初期,日本房地产和股市泡沫破裂,经济开始走下坡路。当今中国也是如此,在经历多年的高速经济成长后,房地产泡沫也破裂了,尽管当局采取一些措施希望民众增加借贷和消费,但中国消费者目前正在提前偿还房贷。

同时,尽管利率降低了,但中国民营企业仍不愿投资,这引发了经济学家的焦虑,担心货币宽松政策在中国可能会失去效力。

一些指标比日本好

但报道也说,中国的一些指标较当年的日本为佳。

首先,中国目前的资产泡沫没有当年的日本大;其次,中国的城镇化比率较低;而中国加强控制资本市场,意味着人民币大幅升值的风险很低,而不像日元般长期面临升值压力。

报道因此认为,中国不一定会重蹈日本经济多年停滞的覆辙,未来几年的经济增幅很可能高于1990年代的日本。但在其他方面,中国面临的问题将比日本更棘手。

这些问题包括,中国人口已加速高龄化,且人口数自2022年起转而下降。而日本直到2008年,也就是泡沫经济破灭近20年后,人口才开始下降。

更糟糕的是,中国在迈进富裕国家行列前,就进入长期的经济成长疲软时期,也就是“未富先衰”。

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人均收入为1万2850美元(约6万令吉),远低于1991年日本的2万9080美元(约13.62万令吉)。

另一大问题是债务。摩根大通数据显示,若列入地方政府的表外借款,2022年中国公共债务总额是GDP的95%,而1991年的日本只有62%,债务问题会限制政府实施财政刺激措施的能力。

中国面临的外部压力也更加严峻。日本也曾面临贸易伙伴的巨大压力,但作为美国的军事盟友,日本从未面临“新冷战”的风险;相形之下,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当今的美中关係就是“新冷战”。

美国及其盟国采取了一些措施阻止中国获得先进技术,并降低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引发了今年外国对中直接投资的骤降。

长远来看,这可能会大大减缓中国的经济成长。

低估长期停滞风险

报道直指,中国当局近来虽然调降关键利率、降低购房首付比例及表态支持民营企业,但到目前为止,这些对重振信心几乎没有产生任何作用。

许多分析人士担心,中国政府低估了经济长期停滞的风险,且在避免这种风险方面做得太少。要使中国经济增长重回正轨,需要在财政、货币和房地产政策方面,协调采取更多宽松措施。

报道最后提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意识形态上,反对政府扩大对家庭和消费者的支持,他把这种支持贬斥为“福利主义”。

新闻来源: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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灼见

【灼见】阻碍民企发展的隐性壁垒/魏开星

今年9月18日,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学习时报》在其头版刊文发问,为什么民营企业发展的“隐性壁垒”长期破而不除?文章认为,根本问题还是在人的心里、头脑里、观念里,这才是阻碍民营企业发展隐藏得更深的“隐性壁垒”。

那么,“隐形壁垒”究竟表现在哪?笔者以为有如下几点,而且这些正是党刊明知而不便道明的内情。

企业主政治地位动摇

第一,民企经营者政治地位动摇。按中共文革及之前的阶级斗争理论,民营企业主是资本家或起码是小业主,属于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是剥削阶层,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

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中共的中心任务从阶级斗争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将国家的发展阶段确定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将国家经济形态确立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在市场经济下,企业主雇工及剥削工人“剩余价值”被合法化;企业的经营与管理活动也被归类为等同于工人阶级的“劳动”。企业主与工人之间不再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而是经营者与劳动者的关系。

这样,极大地调动民营企业的积极性,刺激民营经济的大发展。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民营经济的壮大,民营企业家的政治地位需要更明确地加以确立与提高。于是,在江泽民、朱镕基时代,“三个代表”被提出来,并写入党章。

三个代表”要求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三个代表”之下,中共的大门向民营企业主敞开,成千上万的企业主、个体经营者加入中国共产党;昔日的斗争对象成为同志,民企的地位空前提高。

然而,中共十八大后,强调“不忘初心”,似乎回到了共产党是工农阶级先锋队的前期定义,“三个代表”成了过去式。民企的地位也随之发生动摇;加上中国内地在2021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后,提出“共同富裕”为新目标,且并未对何为“共同富裕”及如何实现“共同富裕”做出清晰地定义与解释,动摇了民企及民营企业家的信心。

巩固政权优先经济活力

第二,巩固政权优先经济活力。中共担心民企做大削弱执政基础,担心再现类似俄罗斯的“叶利钦效应”。后者是地方政府架空中央政权,而中国内地非公经济壮大超越公有经济,可能致使中共政权经济基础不牢,政权不稳。

2012至2021年,中国民营企业数量从1085万7000户增长到4457万5000户,10年间翻了两番,民营企业在企业总量中的占比由79.4%提高到92.1%,在稳定增长、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中国民营企业经济总量超过60%,就业人数占80%;加上外资,非公经济这一块超过公有制经济已经十分明显。关键是前者有效率,后者还滋生贪污腐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样,“国进民退”自胡锦涛、温家宝政府时期即构成政府的一些政策行为。“国进民退”是巩固政权的需要,却将导致经济活力及经济增长的丧失。

国企垄断构不公平竞争

第三,民企始终面临不公平的竞争环境。国企垄断地位对行业、对资源、对公平竞争环境的侵蚀,对民企构成不公平竞争。国家政策层面要求的国企与民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待遇平等“四个平等”,在现实中并没有很好地做到。

第四,政治、政府对民营企业正常经营的干预。泛政治化使得民企穷于应付、疲于奔命。政治学习、政府检查、企业设立党支部、工会等,不仅流于形式主义还劳民伤财,更是对企业正常经营的干扰与破坏。

企业家都入了党,成为中共的一员,中央就不必担心壮大了的民企不听党的话;没必要在企业设立党支部,企业老板可由当地党委直接领导;若不是党员,企业领导可由当地党委统战部的关联团体即工商联在政治上指导,对其进行统战工作。

因此,看不出有何必要将党支部设在企业上。让企业管理层既要面对党委又要面对工会,夹在两者之间,消耗经营者的精力,削弱了企业面对市场的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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