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随着美国加征关税政策的不断推进以及中美贸易战的持续升级，市场普遍预期美国乃至全球经济可能面临衰退风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其最新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也指出，受贸易紧张局势和关税不确定性影响，全球经济增长将出现明显放缓。
报告预计，2025年全球GDP增速将从2024年的3.3%下降至2.8%。尽管IMF强调，当前的政策不确定性将对全球经济构成实质性压力，但其仍未认为全球将重演“大萧条”式的全面经济崩溃。
然而，市场与公众对经济前景的担忧依旧未减。VIX波动率指数被视为市场恐慌情绪的“晴雨表”——一度飙升至52.33的高位，尽管随后有所回落，目前仍维持在30点左右，显著高于正常水平。
这种高度的不安令人不禁联想到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及其背景下出台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该法案因其对国际贸易的严重阻碍，长期以来被视为引发和加剧大萧条的关键因素之一。
那么，斯姆特-霍利关税是否真的是导致当年经济大崩溃的“罪魁祸首”？今天的关税政策是否正在重蹈覆辙？
糟糕的回应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并非导致1929年大萧条的根本原因。这一法案于1930年6月正式生效，而美国历史性的经济崩溃早在1929年10月华尔街股市崩盘时就已经拉开帷幕。因此，从时间顺序上看，这项关税法案属于对危机的一种回应措施，而非危机的起点。
该法案将超过2万种进口商品的关税税率提高至历史高位，其初衷是为了在经济低迷、失业率上升的背景下，保护美国本土的农业和工业免受外国廉价商品冲击，以稳定国内市场和就业。
然而，这项政策在实际操作中适得其反：各国纷纷采取报复性关税措施，导致国际贸易急剧萎缩，进一步拖累本已疲弱的全球经济体系。
因此，斯姆特-霍利法案并非大萧条的“始作俑者”，而是一个加剧危机、反映政策失误的经典例子。
保护主义主动出击
相较之下，当今美国的关税政策动机与当年存在显著差异。当前的关税更多是出于财政收入与国家战略考量，如鼓励制造业回流、减少对外国供应链的依赖，意图增加关税与政府收入比重，以关税养国。这些目标虽然同样具有保护主义色彩，但在全球化深度融合的今天，其经济和政治含义已远不止于“保卫本土产业”那么简单。
因此，在理解斯姆特-霍利法案的历史角色时，我们应当把它视为一项在危机之中采取、却因缺乏国际协调与宏观视野而失败的政策尝试，而不是导致大萧条的元凶。
它的教训在于：在面对全球性经济挑战时，孤立主义与保护主义往往不能真正保护本国利益，反而可能引发连锁反应，令局势雪上加霜。
与此同时，当前美国的关税政策，并非出于应对经济危机的迫切需要，而是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在其四大核心改革议程——贸易、移民、财政政策与监管改革，框架下所推出的一项战略性举措。这一政策意在通过重塑贸易结构、缩小贸易逆差、强化本土制造业的全球竞争力，从而服务于“美国优先”的国家战略目标。
而且，在特朗普就任之前，美国已基本控制住通胀水平，并成功推动利率逐步正常化，开启的降息周期亦更多是出于预防性考量，而非因经济疲弱所致。因此，当前关税政策的调整并非为了应对经济基本面的危机，而更多反映了美国国内政治诉求的驱动，尤其是服务于重塑经济结构与赢得选民支持的目标。
综上所述，本轮美国关税政策的背景，与1930年代为应对经济衰退而出台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有本质不同。
前者主要出于战略和政治动机，着眼于制造业回流和贸易结构调整；而后者则是在经济已陷入严重萧条的背景下，为保护本土产业而采取的被动反应。两者虽形式相似，但出发点与宏观环境截然不同。
值得注意的是，大萧条的爆发并非由斯姆特-霍利法案单一引发，而是多种因素叠加所致，包括股市崩盘、银行危机、政策失误与金本位限制等。
该法案虽加剧了危机，但并非根本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