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軍（複旦大學經濟學院院長、上海智庫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
除了不利的人口結構，中國還在努力應對著諸如巨額債務、資本錯配、嚴重汙染和房地產困境等問題。但早在十年前，中國政府就對這些問題有了清醒的認識，並致力於處理它們。
中國經濟已接近或達到巔峰——這種說法在西方媒體中大行其道。然而，如果你仔細閱讀這些悲觀者的分析，你會發現支撐他們悲觀預測的諸多理由並不新奇。他們往往強調的挑戰，反倒是與經濟學家和評論員至少在過去十年或更長時間裏所一直強調的相同。如果在那時中國經濟沒有出現問題，為什麼我們要相信它現在出問題了呢？
誠然，國際環境發生了變化。但或許最重要的是，關於中國的主流敘事已基本變得負面，現在西方對中國的敵意比十年前甚至五年前要大得多。由於美國正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努力地遏製中國，中國對美國的直接出口已經下降。
即便如此，全球最大的兩個經濟體之間的“脫鉤”可能仍被誇大了。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的經濟學家卡羅琳·弗倫德及其同事最近的一項研究表明，在某些領域，中美的確減少了接觸。例如，就受美國加征關稅的產品而言，美國從中國的進口增長遠遠落後於美國從其他國家的進口增長。
但他們的研究也發現，中美供應鏈仍然聯係緊密，特別是在“戰略產品”方面。此外，增加對美出口的那些國家往往嵌入在中國的供應鏈中，而且這種嵌入越來越深。
事實上，試圖在美國的供應鏈中取代中國的國家一直在增加從中國的進口，尤其是戰略產業。
與此同時，跨國企業似乎正在推行“中國+1”戰略：除了在中國投資外，也在其他國家投資，而不是取代中國；而在中國的企業這邊，它們近年來增加了對外直接投資，並將自己的生產鏈部署到境外，特別是那些可以避開美國懲罰性關稅的國家。
持續輸出資本
這一趨勢可能會持續下去，確保中國資本繼續流向世界其他地區。
悲觀者可能會指出，中國也面臨著國內的挑戰。除了不利的人口結構，中國還在努力應對著諸如巨額債務、資本錯配、嚴重汙染和房地產困境等問題。但早在十年前，中國政府就對這些問題有了清醒的認識，並致力於處理它們。
例如，中國的“供給側結構改革”計劃，成形於2015年，包括收緊金融監管、加強政府對產能過剩的高杠杆行業的監管和幹預。雖然該計劃有助於防止債務或金融危機，也限製了許多高杠杆行業的增長，比如房地產行業。但是，認為房地產行業疲軟將引發中國經濟崩潰的觀點言過其實了。
中國的政策製定者明白，房地產行業的轉型是不可避免的，並致力於確保轉型順利進行。更廣泛來看，已經實施的結構性改革增強了中國的經濟韌性，且盡管美國加征關稅，中國的出口仍保持強勁。與此同時，從服務業到數字經濟及高科技等新興行業一直在高速發展。
人們行走在中國上海的南京街。
(歐新社)2023年或增逾5%
所有這些有助於解釋為什麼中國在2017—2019年間實現了6.6%的三年平均增長率。雖然冠病大流行阻礙了2020年的增長，但是經濟在2021年強勁反彈，增長率為8.1%。
而且，2023年的增長率很可能高於5%。即使在2022年進行了一輪封控政策，也沒有阻止經濟增長。
這並不意味著中國經濟在疫情大流行中毫發無傷。三年來創造收入的機會減少，限製了中國消費者在疫後推動經濟快速複蘇的能力。政府現在必須加倍努力，在未來兩年推行更具擴張性的貨幣和財政政策，以支持國內需求和創造就業。
加快自由化
中國的決策者還必須努力加快一些行業的自由化進程。例如，禁止私人資本和外國資本進入的生產性服務業必須盡快擺脫這些限製。
幸運的是，有跡象表明，當局已經意識到這一點：金融監管機構前不久向美國萬事達卡公司頒發了銀行卡清算業務許可證；上個月，中國還單方面對包括法國、德國和意大利在內的六個國家實行了免簽入境政策。
沒有人期望中國會永遠保持兩位數的增長。資本積累總是要放緩的，增長的結構性因素帶來的早期紅利總是要衰減的。現在，經濟增長需要將更高的支出份額花在家庭消費上，而非在投資上。
正因如此，人們迫切希望中國政府降低投資占GDP的比重，通過諸如收入轉移和更強有力的福利計劃（這將使家庭能夠減少預防性儲蓄）等支持家庭消費。那將創造一個繁榮的國內市場，有助於服務業的擴大，並支持向可持續發展的轉變。
中國經濟的發展潛力尚未枯竭，也沒有成熟到失去活力的地步。經濟的現狀會使再平衡成為可能，同時也為中國致力於推進的結構性改革打開了時間窗口。
當然，經濟增長已經放緩，全球環境也發生了變化，這讓人們產生了一種緊迫感。但這很可能對中國有利，加速其新增長模式所需的結構性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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