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九零年初冷戰結束以後，無論是透過多邊、區域或雙邊協定，跨國貿易關稅壁壘皆逐一瓦解，而低關稅促成了以成本效益為考量的國際生產鏈，在歐洲、北美及亞太平洋形成生產樞紐網絡，既彼此競爭卻又相得益彰。
於此同時，民主政治也成為全球政權體製的主流。尚且不論民主政治形式，有者自由，有者不自由，但在去年全球就有72個國家的約37億選民進行了投票，很多還是首投。
自由民主政治、市場經濟及經貿自由國際化，這三大支柱所構成的自由經濟秩序，也因此行之有年。
所以，當特朗普在2018年對中祭出關稅的時候，對於習慣了自由貿易規範的全球經濟而言，那可是無比震驚。隨後中美雙邊貿易往來增長放緩，全球經貿及商業投資增長也跟著速減。
無論如何，特朗普關稅硝煙初起的那一年，關稅到底還僅是防禦性質的貿易手段，讓美國總統在面對進口衝擊帶來了經濟傷害及國家安全疑慮的時候，可以依據美國貿易法進行調查，並按建議來對等征稅，以作抗衡。
由於確切的經濟背景離不開美中貿易逆差，也是對受中國衝擊影響最深的美國地方經濟及非大學文憑畢業工人階層的回應，而抗衡的對象聚焦中國，所以美國國內兩黨存有中美脫鉤的共識，歐盟及日韓澳等盟友也聞風吹起去風險化的立場。
進攻性質貿易手段
盡管國際反對聲浪不斷，鮮少有人會聯想到那是弗朗西斯福山的“曆史終結論”——即自由民主製是人類社會演化的終點——的終結，關稅戰反倒更像是對自由國際秩序的一種修正。
既然中國政權從一黨專政走向民主體製的可能性破滅，那麼橫跨大西洋、印度洋及太平洋的西方民主聯盟就結合起來，將關稅戰升級至科技戰，牽製中國的雙用高科技的發展，防止中國的勢力範圍在自由國際秩序體製內，進一步削弱自由民主政治此支柱，但同時允許與中國在體製內的競爭共存，以應對跨國界難題。
既然自由民主政治內的“最後之人”因市場經濟及經濟全球化而失去尊嚴，那麼拜登就繼續保留關稅以保護本地產業，同時大張旗鼓地通過工業政策來推動美國國內製造業的回歸，創造製造業就業機會，並使用財政手段提高國民可支配收入，完善化福利保障。
然而，如今看來，那修正大概是“曆史終結”的最後一章，自由國際秩序所咽下的最後一口氣。但最後一根稻草不來自於中俄，而是美國。
特朗普關稅2.0的進行曲，已經不再是防禦性質，而是進攻性質的貿易手段。先是對加墨開刀，再劍指歐盟，同時退出一系列國際協定和組織，並擬定對所有貿易夥伴國加征關稅的方案，這一切都已經和圍堵中國無關，與加強自由民主政治聯盟更是沾不上邊。
退出自由國際秩序
無論我們從哪個角度來理解美國所豎立起的360度經貿圍牆，是二戰前的孤立主義也好，或主權帝國主義也罷，那無疑就是徹徹底底地退出自由國際秩序。
要是特朗普和普丁對俄烏戰爭私下談判的結果，不僅是烏克蘭要不回戰爭以前的領土及無法加入北約，甚至出現美俄談妥如何分配被霸占的領土底下蘊藏的稀有礦產的話，那也實在不足為奇了。
畢竟“自由主義”也如同“全球主義”一樣，成為“覺醒”文化的代表，是“MAGA”信徒或自喻右派者皆喊打的過街老鼠。
從這角度看美國副總統萬斯在慕尼黑安全會議的發言，也就不難理解為何他會發言歐洲最大的威脅來自內部，也就是那些“自由主義”政策。
走向威權民主體製
從美國國際開發署到教育部、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聯邦調查局、中央情報局再到司法部，特朗普針對美國聯邦政府官僚所采取的旋風式大清除，並非打擊貪腐，也和減少財政赤字無關，卻更像是針對自由主義政策和機構的文化清洗。
既然對內如此，對外也將同出一撤，無論是外交或是經濟，都將離不開對自由主義的追打、對右派保守及主權主義的支持。
斯蒂芬烈文斯基及盧坎韋在《外交》發文宣告美國自由民主政治正在潰敗中，並走向威權民主體製。權威民主需要新朋友，而新朋友恐怕將不再是自由國際秩序的昔日盟友。
視頻推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