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以量多年来一直积极从事临终关怀的工作，希望帮助临终者释怀地走完人生最后一程。
报道|游燕燕 图片|受访者提供
无论是年轻人或长者，终究将面对自己或别人的死亡。认识和实践生死教育，对个人是一种责任，对家人是一种爱，对社会是一个榜样。
在2018年，我国曾举办了首个“DEATHFEST生死特展”；今年，“DEATHFEST 2021年世界巡回演讲：一起谈生道死”再次以全新意念出发。
在“孝恩集团”的力挺支持下，继续倡导生命教育，特邀世界各地的医生 、大学教授 、宗教师 、安宁服务社工、辅导員 、护士，在4月3日和4日进行全球首次“马拉松”式、历时34小时的线上生死教育视频讲座。
在“孝恩集团”的力挺支持下，全球首次的“马拉松”34小时线上生死教育视频讲座，即将展开。
届时，共18位讲师会透过面簿（Facebook）直播进行17场讲座（12场华语、5场粤语），每场2个小时。讲师阵容包括宁晓红医师（北京）、邓家宇博士（香港）、黄胜坚医师（台湾）、陈毅敏博士（澳洲）、何孝恩教授（新加坡）、岑伟鹏总监（英国）、心理咨询师孙旻舟（加拿大）、释隆云法师（美国）等等。
活动发起人共有3位，分别是本地的临终关怀辅导员冯以量、香港的安宁服务社工梁梓敦和美国的安宁服务社工黄洁雯。
今期特别邀来这3位讲师畅谈生死。
梁梓敦-梁
黄洁雯-黄
冯以量-冯
年轻群组最怕死
问：不同的国家文化有不同的生死观？
梁：香港是一个华人的地方，对公开谈论死亡传统上还是有些忌讳。普遍上，多数人都以为长者很怕死，但一所香港大学于2007年进行的一项关于老中青死亡观的研究证实，未必如此。研究发现，年轻的群组最怕死、最不可以接受死亡；反而年纪越大的年长者则最不怕死、最可以接受死亡。这种“假象”可能是因为年轻人怕死又不敢跟长者说，他们认为长者最忌讳谈论死亡。
我在近几年来经常接触长者，发现他们都很愿意谈论死亡，比如后事的处理或病情严重时应否抢救？这些事他们都已做好决定，但问题是，他们很难向家人启齿，只能默默收在心里。
黄：美国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像我所在的北加利福尼亚州聚集了很多世界各地的移民群，所以这些人的生死观某程度上也受到原生长地和上一辈文化的影响。
在这种双文化的环境下，个人的生死观与宗教信仰有很大联系，越是跟宗教信仰有连结的人较不怕死，但却未必会开放谈论死亡，除非受到身边人的影响。对于那些没有宗教信仰、又不怕死的人，他们惧怕的不是死亡本身，而是死亡附带的疼痛、孤独等种种问题。
冯：我认为，一个人的生死观未必与教育水平、性别、社会地位等有关，主要还是受到家庭文化的影响。如果一个人从小到大的生长环境都没有喜怒哀乐在家中流动，他很难会开放谈论生死，毕竟那是一个哀伤和沉重的话题。在本地推广生死教育让我发现，忌讳谈论生死的家庭是很难谈出一个所以然的。
另外，在本地有一个特别明显的现象，很多长者有一个观念：不想成为家人的负担。所以，他们不谈善终，只要方便家人处理就好。他们会有这种想法可能是因为年迈后的生活大小事都需要依赖成年子女来安排，认为自己没有任何做决定的权力。
除了长者，梁梓敦也向年轻群组宣导生死教育。
被现实环境影响
问：这么说来，“西方对死亡开放，东方对死亡保守”的刻板印象是不正确的吗？
梁：这种说法不是表面所理解的那么简单，现今中西合并是很普遍的。近年来，我在香港观察到的是文化的转变，文化习俗会随着国家政策和环境改变而推进。
举例来说，香港约10年前开始就面对土葬缺地的问题，甚至连骨灰瓮位也稀缺。所以，近5年来，香港开始盛行花园葬和海葬。这种殡葬方式完全不符合中国传统的做法，但每年仍然有逾20%的人选择花园葬和海葬，当中有不少是长者。为什么他们会选择这种新颖的殡葬方式？某程度上，他们看到了现实的问题，越来越多人退而求其次接受这种殡葬方式。
长者愿主动了解
香港多年来一直受到中西文化的影响，除了有宗教信仰的人，我认为西方文化并不会对无宗教信仰者产生多大影响。在香港有越来越多人愿意谈论死亡并非是文化影响，而是现实的影响，他们从现实中看到自己的需要。
香港的老龄化人口越来越严重，现在有将近20%的人口是65岁以上，预计10年后将会达到30%。不管有否受到任何文化的影响，长者都会主动开始思考死亡这件事，并考虑自己的身后事。尤其是独居或膝下无子的长者，他们会愿意主动多了解相关事宜。
冯：本地人的整体思想文化就像是一盘“啰吔”（Rojak），一个文化大染缸，未必所有人都有西方开放或东方传统这种想法。由于一个人的生死观与家庭文化的影响有关，所以生死观可以说是因人而异的。
一个人要能够对死亡侃侃而谈是需要条件的，像是曾经的经历或悲伤史。有些人忌讳谈论死亡是因为害怕、觉得活着比死亡的事来得重要，或者所经历的悲伤在心里堆积已久，害怕谈论死亡会再度掀开过去的创伤。
自从加入社工群组、参与安宁服务后，黄洁雯才发现原来自己可以开放地谈论生死。
无需过度灌输
问：生死教育是说给长者听的，不关年轻人的事？
梁：生死教育确实是长者的需要更大，毕竟他们与死亡的距离比较近，所以他们对相关的资讯也较有兴趣。不过，年轻人也应该认识生死教育，因为家里可能也有长者。当身边人面对死亡时，他们也会面对哀伤。生死教育除了谈面对死亡的准备，也会谈到通过死亡思考现时所拥有的关系，以更懂得珍惜和感恩，把握相处的每一时刻，不要等到失去后才后悔。 冯：有些家长会从小灌输孩子生死教育，但我奉劝家长们无需过度灌输，适量就好，不需要强逼孩子看透生死，否则孩子会吓到和抗拒，反而产生反效果。
2018年我国举办的首个“DEATHFEST生死特展”让参与者领悟到从死看生、积极面对和预备死亡。
实践减少遗憾
问：为什么生死教育如此重要？
梁：生死教育有两个目标是一定要达成的。第一，尽早预备死亡。这包括心理准备和实务准备，以减低死亡带来的震撼、哀伤或对生活造成的影响。除了预备自己的死亡，也要预备家人或身边重要的人的死亡。
第二，活好当下。死亡随时会发生，我们无法改变这个事实，唯一能做的就是要懂得感恩、珍惜和把握相处的时间。虽然死亡发生时还是会感到哀伤，但实践生死教育将能减少心中遗憾、自责和内疚。总括而言，生死教育的最终意义是“从死看生，尽早预备，活好当下”。
与有缘人结善缘
问：在从事生死教育的这条路上，是否逐渐看到努力的成果？
冯：嗯……我只能说，近年来会回来向我们道谢的人越来越多，但我仍觉得这个数量是少的，而且微不足道。坦白说，虽然我表面上看起来一直积极从事临终关怀的工作，但这20年来我心中的无力感一直都在，有时还会产生自我怀疑。我所做的真的有用吗？真的能帮助到人吗？后来，我选择把自己放在一个位子，我所做的不是要改变社会那么伟大，而只是想跟有缘人结一个善缘，为愿意来到我面前的人给予一份帮助和陪伴。
黄：由于美国有不同的文化和语言，从事以中文为媒介语的生死教育工作基本上不会被主流媒体报道，知道的人自然不多，我们靠自己的力量来推广也很有限。如此一来，想知道的人可能不知道，不想知道的人知道了也没兴趣，所以在这里从事生死教育工作很不容易。
有时候，我们会到社区以外的老人大厦办活动，反应还是不甚理想，因为他们听了也不会跟家人谈论。不管怎样，我觉得这样的推广还是有效果的，只是效果有多大就不知道了。我相信只要我们继续做好引导的工作，还是会有希望的。
梁：从2010年开始从事生死教育工作至今，我看到香港民众对于生死教育的参与和讨论逐渐增多，各大传媒平台时不时都会报道有关生死课题的内容，不少社会服务机构也会举办生死教育的活动，这在早期是很少见的。通过传媒在内容上的转变，也间接反映出大众需要的转变，显示更多人想要了解关于生死的议题。
生死“正常化”
问：如何在生活中实践生死教育？
梁：我们的生活中有很多可以用来连接生死教育的材料。举几个例子吧！我们可以把孩子带到公园，从落叶谈生死；我们可以找一些年轻人关心或感兴趣的流行文化谈生死；对于长者，我们可以透过社会事件、新闻议题等来谈生死。像这次的疫情就是一个很合适的生死议题，全世界人类都切身经历原来死亡是那么靠近的。
我们希望让人明白死亡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应该用正面的态度来面对死亡。
黄：我来自一个从来不谈生死的家庭文化背景，自从加入社工群组、参与安宁服务后，我才发现原来自己可以开放地谈论生死。由于我本身是受到社区教育文化的影响而改变，所以我也希望能够影响我所在的社区，启发更多人开放谈论生死。
社区教育文化非常重要。试想想，如果一个社区愿意开放谈论生死，让更多人认识生死教育，自然就会引起大家的讨论，进而影响更多人思考关于生死的问题。同时，也能进一步引起政府对生死之间的重要议题的关注和介入，以加强推广和服务的力度，为有需要的人提供更多帮助。
我希望借由推广生死教育让生死之事变得“正常化”，就像日常对话如“今晚吃什么？”那么自然和平常。
欲知详情可浏览：https://www.facebook.com/deathfestworldtour2021（免费参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