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药 治疗冠病的新曙光?
报道|游燕燕 图|互联网、受访者提供
说到最古老的保健方式，就非草药莫属，甚至在现代医学发达的今天，部分草药的疗效亦获得全球医学界认可，并发展成植物药。你知道吗？草药（Herbal drug）和植物药（Botanical drug）虽然同样源自植物，但两者在定义上是有区别的。
马来西亚作为植物群多样性的国家之一，意味着植物药的来源极其丰富，政府也将之作为经济增长的新源泉。最近，植物药更崛起成为治疗冠病的辅助药物！
在科技进步的时代，草药不但没有被淘汰，反而配合了科学技术，使草药的实用性更加广泛。世界卫生组织（WHO）一项研究表明，约有80%的世界民众仍然依靠草药来治疗某种疾病，而人们今天使用的药品约有74%含有至少一个植物学分子。
先来了解一下，草药和植物药有何差别？
两者最明显的差异是，它们是同源却完全不同质的概念。虽说都是植物入药，但植物药只应用生药，偏重单味药，是植物化学的产物；而草药则讲究四性五味，反映中医药理论。
担任霹雳Quest国际大学天然产物和血管生成研究中心总监兼医学系药理学部门主任，以及研发公司NatureCeuticals和Eman Biodiscoveries医疗总监的阿曼沙博士表示：“植物产品是一种含有植物成分并贴有标签的成品，但不包括植物性来源的高纯度物质（如紫杉醇）或化学修饰物（如以山药萃取物合成的雌激素）。”
开发难度艰巨挑战
现代医学利用单分子疗法的概念来治疗疾病；然而，许多疾病涉及多种生物靶标，如糖尿病、癌症等等，因此必须使用多种药物的结合。
草药是多分子药物物质，可针对各种治疗途径使其有效性更加强大，而植物药在安全和有效性方面采用现代医学原则，在治疗方法上则采用传统医学原则。
治疗的新途径
阿曼沙说，植物药是一种将草药带入主流药物治疗的新途径。
根据美国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案（FDA）的定义，一般而言，是指以植物材料、藻类、大型真菌或复方组合制成的药品，可应用于人类疾病的诊断、治疗、缓解、治疗或预防。植物产品在早期被大量使用，它通常具有独特的功能，例如复杂的混合物、缺乏独特的活性成分等。
“通过分子生物学技术，我们可以生产出称为‘生物制药’的新一代药物。通过聚合酶链式反应（PCR）、脱氧核糖核酸（DNA）和蛋白质阵列筛选技术以及电脑建模，使人们能够在更短时间内更好地了解复杂的药物反应。另外，先进的分析工具如具有高灵敏度的质谱法，能够对草药中的活性化合物进行表征。”
2004年，FDA、欧洲药品管理局（EMA）和世界卫生组织推介了《植物药监管指南》；澳洲在2018年推介《澳洲补充药品管理指南》（ARGCM）更新版，而马来西亚今年也推介了《具有治疗作用的天然产品指南》。
具有治疗功效的天然产品必须在药物管制局（DCA）注册才能在大马上市。该指南旨在帮助确保具有治疗性作用的天然产品满足宣称具有的质量、安全性和有效性要求，并提供足够的真实证据支持，以保护消费者免遭误导性声明影响。
临床试验大挑战
他坦言：“不过，植物药的质量控制仍然具有挑战性，因为它成分复杂、作用机制不清楚、生物标记不明确、剂量反应的生物统计困难度高，所以仅用于小分子质量控制的传统化学、制造和管制方法有时是不够的，不但临床试验困难重重，开发的难度比化学药更艰巨和挑战。”
植物药发展面临的挑战
●植物药开发监管指南的变化和不一致
●原材料批次质量不一致（质量一致是监管部批准的先决条件）
●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
●高质量的科学研究有限，尤其是临床数据
●对植物药的学术研究在工业上不适用、不可扩展且不符合监管要求
●临床前研究与临床开发计划、药物制造和农学缺乏兼容性
阿曼沙博士表示植物药和草药最明显的差异是，它们是同源却完全不同质的概念。
经济增长新源泉
植物群多样性是大马的优势之一，这意味着我国蕴藏着许多天然宝藏！根据大马能源及天然资源部的数据显示，植物群的保守估计大约有1500个物种。
当然，我国政府并没有忽略草药市场的潜力，反之自2011年以来便将其视为经济增长的新源泉，另借由于国家关键经济区（NKEA）推动相关农业计划（EPP1）来发展高价值草药产品。该计划着重的18 项本地重要草药包括檄樹、猫须草、东革阿里、卡琪花蒂玛、洛神花、叶下珠、金卓叶、优盾草、姜、积雪草、穿心莲、槟榔叶、苦瓜、白凤菜、红球姜、野牡丹和辣木。
复合年增长率
阿曼沙指出：“高值草药产品的价值从2013年的170亿令吉升涨到2020年的320亿令吉；国民总收入（GNI）预测为22亿令吉，并且可创造1800个工作机会。在2020至2024年期间，植物和植物源性药物市场有望增长136.7亿美元，在预测期内以超过7%的复合年增长率增长。”
在政府推动的高值草药产品政策中，除了农业部推动的草药种植园提供原料以外，还有许多生物科技公司加入进行研发生产。这些公司的特性是除了生产自有品牌产品以外，同时提供加工萃取原始设计制造商（ODM）或原始设备生产商（OEM）的服务，其中也有从学研机构育成的研发公司，如Natureceuticals。
广泛于维护预防
西方医学界在药物审查方面颇为严谨，虽然草药具有人体使用的有效性和安全性经验，但FDA植物药的审查是采取西药的论证方式，完成动物试验之后，还要进入人体临床试验，证明药物有效和安全，才能获得批准上市。
FDA在2006年批准首个植物药绿茶萃取物“Veregen”。那是一款用于治疗人类乳突病毒所引起的生殖器疣外用药膏。这一批准上市举措开创了植物药新纪元，扩大了草药的应用和市场，使植物药成为传统药物（小分子药、蛋白质药）之外，另一种新药开发的方式。
FDA批准上市
接着在2012年，FDA核准了第二个植物药——“Mytesi”（前称“Fulyzaq”）。那是一款口服植物药，成分含括来自巴豆原花青素植物的红色汁液，用来治疗爱滋病毒/爱滋病患者接受抗反转录病毒疗法所引起的非感染性腹泻。
2018年，第一个获得FDA批准的含有大麻植物成分的药物“Epidiolex”于美国上市销售，用于治疗2岁及以上患者的Dravet综合征与Lennox-Gastaut综合征（两类皆与癫痫疾病有关）。
在我国，也有研发植物药的机构，其中之一就是Natureceuticals。2017年开始研发的“Nuvastatic”是源自猫须草提取物的特殊配方，主要用于缓解癌症患者的疲劳。
2019年成功完成该药的第二期/第三期临床研究。去年，该机构完成了针对冠病病毒的试点临床研究，目前正在进行乳腺癌和结肠癌的第二期/第三期临床研究、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第二期临床研究，以及针对严重冠病的第三期临床研究。
治冠病的辅助草药
冠病疫情袭击，草药作为抗疫药物的潜力不亚于西药开发，而后疫情时代，被广泛用于健康维护与疾病预防的植物药和传统中药也开始备受青睐。
阿曼沙补充：“除了大马，中国、印尼、泰国、印度等国家都展开了针对冠病植物药的临床试验。印尼科学研究所研发的两种药物都是免疫调节药物，第一种是由蛹虫草真菌制成，第二种是由生姜、叶下珠、穿心莲和艾納香制成；而泰国则正式将穿心莲列为治疗冠病的辅助草药。”
扎实现代医学为基础 中医师指尖有温度
《幸福的温度：遇见现代中医的生命故事》
书名：《幸福的温度：遇见现代中医的生命故事》
作者：胡坤琳
出版社/图片提供：大将文化
合作单位：大将文化
https://reurl.cc/XARQ9g
文|成安然
在当代医疗体系中，中医常被置于传统与现代和科学的争议漩涡中。马来西亚中医师胡坤琳的《幸福的温度：遇见现代中医的生命故事》以细腻的笔触和真实案例，展现了中医在现代社会中的转型与坚守。书中展示了公众对中医的认知偏见，更勾画出马来西亚中医规范化、科学化的发展图景，为传统医学的现代化转型为读者解惑。
胡坤琳通过一对患病夫妇的诊疗经历，直面公众对中医的普遍质疑。其中首章：<从“我不相信中医”到“你和别的中医不一样”>故事里，病患丈夫对中医的排斥，也代表了部分人对传统疗法的固有偏见：认为中医缺乏科学依据，或与现代医学对立。然而，胡坤琳却以专业态度扭转了这一印象。他详细分析该病治疗常见的副作用及原因，并告知中医能改善的方案及程度，强调“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的实证精神。这种基于医学证据的沟通方式，既尊重现代医学框架，又凸显中医的辅助价值。
这大环境转变的背后，是中医师角色的重新定位。现代中医不再依赖“秘方”或模糊的“整体观”，而是以扎实的现代医学知识为基础，结合中医辨证思维，为患者提供可验证的解决方案。胡坤琳的硕士专业是中医肿瘤学，导师是广州中医药大学的肿瘤科主任，这反映了新一代中医教育对科学性的重视。这种“双轨制”
训练，使中医师既能理解现代医学的逻辑，又能灵活运用传统疗法，从而弥合医患认知的鸿沟。
现代中医不再依赖“秘方”或模糊的“整体观”，而是以扎实的现代医学知识为基础，结合中医辨证思维，为患者提供可验证的解决方案。
转型与合法之路
2007年，马来西亚卫生部成立“传统与辅助医药部门”（T&CM），将中医纳入公共医疗系统表达的是马来西亚政府对中医体系转型的决心。这一政策不仅赋予中医合法地位，更通过执业执照制度严格筛选从业人员，打击“假中医”乱象。患者可通过卫生部注册系统查询中药的合格与否，这一举措直接回应了公众对中药安全性的担忧（如类固醇添加问题），也提升了中医行业的公信力。
规范化进程仍面临挑战，这些挑战包括：没有执照的传统中药行以“天然疗法”名义推销未经验证的“抗癌药”，不合格的推拿师因缺乏专业训练导致患者病情加重。假中医猖獗的根源在于“中医”概念的滥用。
这些案例暴露出民间疗法与正规中医的边界模糊问题。对此，胡坤琳提出“火眼金睛”式辨别方法：患者需主动了解中医师是否有卫生部认证，而非依赖口耳相传的“口碑”。这种呼吁既是对患者的科普，也是对行业自律的鞭策。这一细节反映出中药现代化的核心诉求：制度化与透明化。唯有建立严格的执业认证与药品监管体系，才能终结“一粒假药毁掉整个行业”的恶性循环。
识穿假中医方法
病患要中医师证明合法性比较有困难，但胡坤琳有破解的方法，患者可向中医师说是“保险公司需要”。如此既不会得罪对方，也用了有效又迂回的方式验证真假真中医师。
中医不再是谣传中的神医般存在，在政府医院的角色：仅限“转介制”服务，且主要针对特定病症（如中风、癌症辅助治疗）。这种有限融合反映了现代医学体系对中医的谨慎接纳，但也为未来更深层次的整合埋下伏笔。正如胡坤琳所言：“中医不应是现代医学的对立面，而是相辅相成。”
中医师的科学精神
中医有自己的不足之处，中医师在临床决策中也会面临伦理困境。胡坤琳阐述某患者拒绝手术，选择来历不明的草药/中药治疗，最终导致病情恶化；另一位腰椎骨折患者因不当推拿导致瘫痪。这两个故事直指中医实践的核心矛盾：如何在尊重患者意愿与遵循医学证据之间取得平衡？
不是“包治百病”
作者的处理方式体现了现代中医的专业性，明确告知患者手术的优先性，同时告知中药的辅助治疗作用。合格中医师“实事求是”的态度，与江湖郎中或土医“包治百病”的形象形成鲜明对比。作者也反复强调：“人的生命才是首要守护的。”这句话不仅是对职业伦理的诠释，更揭示了中医现代化的本质：以患者福祉为核心，打破流派门户之见，拥抱循证医学。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对“疗效自信”与“能力边界”的反思。面对患者对中医疗效把握度的质疑，他坦言：“无法确定的事，更要清楚说明。”这种坦诚恰恰是科学精神的体现。现代中医不必标榜“万能”，而应明确自身领域的优势，与其他医疗手段形成互补。
民众需要打破了“天然即安全”的迷思。吃中药必须由正规中医师辨证施治，绝不可自行滥用。
临床验证才可信
中药常常被认为源自于天然的动植物，比西药的化学药品还来得安全，忽略了中医的老话：“是药三分毒”。 所有的药物皆有偏性，关键在于剂量控制。中药的组成和剂量需根据患者体质调整，绝非“千人一方”。这种对毒性的理性认知，民众需要打破了“天然即安全”的迷思，也为中药的合理使用划定了界限：必须由正规中医师辨证施治，绝不可自行滥用。
此外，民间草药与系统化中药有本质上的区别。部分被奉为“抗癌仙丹”，价格高昂，却未被权威药典收录，其疗效仅凭传闻。胡坤琳以“玉石与朽木”为喻，强调常用中药是经过安全实践验证的体系，而民间草药则是未经雕琢的“原石”，可能暗藏未知毒性或无效成分。唯有传统经验转化为科学数据，通过现代药理学规格（如成份分析、临床试验）才能走得更远，让人信服之余，也能保障使用中药者的安全。
精髓并非“秘方”
一般公众对“祖传秘方”的浪漫想象，中医真正的精髓并非“秘方”，而是灵活运用经典的能力。这一视角打破了中医“崇古贬今”的刻板印象，就连不同的古代医家本就是创新者，而非守旧者。现代中医的使命，是以经典为基，融合现代医学知识，发展出更精准的诊疗方案。胡坤琳在改善患者治疗后出现的副作用时，会参考医生对于患者的医嘱等结果，再结合中医辨证，这种“双轨制”思维正是中药现代化的关键。
他也为中医和中药祛魅，它撕下了超越现代医学的说辞，也撕下了“天然无害”和“秘方至上”的标签，直面中药的复杂性：既有千年经验的沉淀，也有科学验证的不足；既有改善病痛的能力，也有误用致死的风险。
人文关怀与科学理性
胡坤琳的叙述始终贯穿着一条主线：中医不仅是技术，更是一种充满温度的生命关怀。在“从“我不相信中医”到“你和别的中医不一样””的故事中，患者对化疗副作用的恐惧、对天然疗法的了解，反映出患者的心理脆弱性；而胡坤琳的耐心解释与理性分析，则成为治愈“心病”的良药。这种“医病更医心”的理念，与现代医学倡导的“全人整合医疗照护”（照护個人生活中的每一個層面，從身體到心靈，再到社會和情感）不谋而合。
不回避中医局限
作者在书里也不回避中医的局限，面对部分重症晚期患者，也坦言中药的局限性；面对罕见病（如CJD海绵大脑：克雅氏病），中医同样束手无策。这种坦诚反而增强了内容的可信度，也凸显了整合医学的必要性。当现代医学触及天花板时，中医或许能为患者提供一丝慰藉；而当传统疗法无力回天时，现代医疗仍是最后的防线。
传统医学的现代化不是“西化”，而是以科学精神重构自身的话语体系；不是抛弃文化根脉，而是在传统的土壤中，生长出属于这个时代的医学智慧。中药的复杂，正是其魅力所在。唯有承认这种复杂，中医才能在裂痕中，找到照进未来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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