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生活

新常态下的道别与悼念

报道·郑美励  图·受访者提供

新常态生活方式之下有新的工作方式、学习方式、购物方式、饮食方式……当然也有新的方式来面对死亡与告别,你懂吗?

冯以量是临终关怀推动者,同时也是孝恩辅导与谘商部门主管、新加坡甘露协会临终关怀义工督导,在行管令期间他不时受邀分享生死相关的课题。关于新常态生活方式下面对死亡、缅怀追思的活动,他有以下的的建议:

1.丧礼直播
由可以出席葬礼的家属持手机直播过程,让无法出席者可以观看。

2.线上悼念
在面簿上设置封闭式群组,悼念亡者。例如某校校长桃李满天下,往生后有许多学生与家长或许都想送别却无法亲自前往。此时,可在面簿上设立群组,鼓励相关人士在群组内缅怀校长。

3.祝福回向
例如在亡者的100天祭日无法在灵位前进行跪拜,全体家人可以约好一个时间,一起对着天空进行祝福回向。 当然,每个家庭有不同的作法,例如也可以把往生者的照片发送至Whatsapp群组内,把照片摆放在电视机前可客厅,全体一起做100天的回向祝福。

“换言之,这是一个集体连结的仪式。不要小看这种集体连结的仪式,因为大家知道在指定的一天的某个时间所有的家人都会一起做这件事,它会让家属的悲伤不孤单。我有悲伤、我有遗憾,我们大家一起去面对这个遗憾,悲伤和遗憾是不孤单的。”

4.暖心食物
亲朋戚友若因为种种的限制而无法出席葬礼,又或者是可以出席但选择不出席(心里又觉得不好意思),其实也可以用食物来送上温暖。例如,订购食物外送、在家中煮好食物、饮料之类再委托快递平台运送等。因为在行动管控令期间,许多殡葬服务企业暂时无法供应餐饮服务,家属必须自行解决停灵期间的饮食问题。
 
5.慈善捐助
如果对于没有出席葬礼及给帛金而耿耿于怀,又或者觉得只是给帛金却没有出席似乎有点不足,亲朋戚友还可以选择进行慈善捐助。当然,大前提是当事人对于亡者的为人处事有一定的了解,倘若知道对方生前就有捐助某些单位,可在对方的葬礼举行之前,以其名义捐助有关的慈善福利团体。

冯以量解释,慈善捐助堪称是三赢局面,第一是当事人能力所及,第二家属也会收到这份心意和温暖,第三慈善福利团体亦可受惠。这一波疫情已导致许多慈善团体面临财务上的困难,捐助有助于抒缓财务困境。

6.群组对话
关系较为亲密的家庭都有自己群组。他鼓励亡者家属里的“话事人”把所有家人都加入群组内,一旦有任何的变动或公布便可即时把讯息传达出去。

当我们不得不分离……
至少要了无遗憾吧?!

访问的源起是因为“遗憾”。生、老、病、死乃是人生必经阶段,死亡固然无可避免,但是若不得不分离,好好地说一声再见,才称得上是圆满。

一场2019年冠状病毒病以及随之而来的行动管控令让事情变得不圆满,众人在清明节无法扫墓、逝者的百日圆坟仪式被迫展延、有的功德仪式(福建人的习俗)无法举办、有的人无法送别亲朋好友,还有些人甚至赶不及见至亲的最后一面,人间因此平添不少憾事。

冯以量直言,只要家属觉得自己没有办法为他(亡者)完成某件事情,而自己的生活为之受到影响,那也是一种遗憾。相比之下,这期间其实有两类人的遗憾会更为厚重。

第一类可说是比较不幸运的一群,他的至亲恰好就在管控令落实的首两周内往生。在管控令落实的首两周,殡葬业尚并未被列为重要领域服务,究竟能不能够运作都不明确,而且也有传出有业者因没有申请通行证而被罚,同业及丧府担心办丧事或送殡途中被取缔的新闻,导致殡葬业草木皆兵。

最后告别都没有

在这种兵荒马乱的情况下,业者劝告往生者的家属丧礼仪式一切从简,家属甚至可能连最后的探望、告别机会都没有,就得让殡葬业人员把至亲直接下葬(或者事后再见面时已经是一个骨灰瓮),“整个殡葬礼仪的过程没有了,所以那些家属的遗憾和惋惜会比较厚重一点。”

从管控令第三周开始至今,情况逐渐改善并有标准程序的出现,只要落实人数限制和保持社交距离的规定,丧礼上的上香、献花、瞻仰遗容、宗教祝福祈祷、亲友前来祭拜都可以进行。但是,确实大有一些程序因为有群聚的风险而被省略了,包括(以在殡仪馆设灵堂为例):过夜、食物分配与安排(因为不能群聚共食)、乐队、推灵车送最后一程。

第二类属于在国外无法/赶不及回国,又或者是成功返马但因为14天隔离期而错过的人。5月初便有在新加坡工作的人士虽然获准入境奔丧,并在州议员协助下获得通融由新山返回马六甲,但抵达家门时已经错过举殡时间,只能在父亲的案前上香致歉。

随时间而淡化

冯以量指出,面对丧亲之痛带来的悲伤和遗憾,有些人的情绪外露包括哭泣、在面簿上抒发心情并获得众人的安慰和支持……其实大多数人的悲伤和遗憾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淡化。

但是有一小部分的人选择把哀伤和遗憾留给自己,没有显露出来。当中,有一部分的家属在往后的日子会有类似这样的想法:“我好像感觉他其实还没有死啊。”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预计在辅导室里陪伴有需要的人时,可能也会出现类似的对白。

他解释,人类对于死亡的经验是建立在参与至亲的葬礼,所经历过的哀伤模式都是一样的,但行管令的落实打乱了哀伤的模式,令当事人觉得很陌生也没有真实感。

“因为你没有参与嘛,你没有瞻仰仪容,你没有看到他死亡真实的状况。所以葬礼其实是一场悲伤的疗愈,因为葬礼会增加我们对亡者死亡这件事的真实感。如果你没有参与,你没有办法有一个管道让你去增加对死亡这件事的真实感。”

也有人的的遗憾会持续很久,多年以后才爆发,觉得自己对不起亡者。例如,来自单亲家庭的A由母亲一手带大,当母亲去世时A人在国外,连叩头都没有办法做。“所以A的这一分遗憾不是我们三言两语可以平复的,只要有这样子的人愿意说愿意聊,我们都不停的听。因为这份遗憾的背后有很多还没有给出去的爱。”

如果哀伤及遗憾一直无法被排遣,情况严重的话甚至会影响日常生活及健康,出现无法入睡、没有胃口、没有办法工作甚至是上课的情况,此时宜寻求专业协助。

而辅导人员的做法是不批判、不给任何建议,不断鼓励他们试着说出来,“我们时常说一定要把哀伤说出来,可是如果哀伤说不出来,一定要透过符号(音乐、绘画、艺术)来宣泄。”

他透露孝恩集团辅导部门从6月15日起开展线上辅导服务以协助身处国内外任何地点的网民(收费75令吉)。

想办法创造仪式

“别凝固遗憾,要让遗憾流动。你有遗憾,你要说出,要求救,你要创造一些仪式,像那两位对着伯公照片跪拜的小朋友、那位失去爸爸但在新加坡制作了12分钟短片送给父亲的男生……,我们是有遗憾但是还是想办法尽可能创造一些仪式,仪式——只要连接亡者也可以连接亲友,这个仪式就一定有效。

“所有的行为,包括跪拜在iPad和电视机前的亡者照片,仰望天空,所有这些仪式的背后都是连接亡者与生者,都是希望生死两无憾,生死两相安,这也正是为什么要把这些文化仪式传承下去的原因。”

与孩子谈生死……
别低估了他们的心思!

“与孩子谈生死”或许在大人看来这可能还不是适当年龄,事实上,小朋友的表现可能会教成人刮目相看。

前阵子冯以量收到朋友的分享。朋友的伯父在行管令期间过世,基于照顾孩子健康起见,朋友家中3名子女无法出席丧礼。在出殡前一晚,3名孩子面对哀伤的状况不同。老大睡着了,老二和老三无法入眠。朋友恰巧曾听过冯以量在网上分享如何与孩子谈生死教育,便与妻子采取不批判、不建议、不说教但照顾孩子的情绪的方式,让孩子自由表达,并询问孩子“我们可以为伯公做些什么?”

进行顶礼跪拜仪式

结果老三要求两张照片,一张是很小的菩萨印章,另一张是伯公的照片(朋友曾告诉过孩子“伯公上天上去了”)。老三表示,他想念伯公并想象伯公和天上的菩萨在一起,并向父母表达了要向伯公及菩萨顶礼,两名小朋友在父母陪同下对着伯公及普萨的照片进行顶礼及跪拜的仪式,事后满足的笑了也终于愿意入睡。

“别低估孩子的能力,小孩子是我们的老师,我们从他们身上学习良多。”

反应

 

优生活

谈生道死 人生最后 一件大事

报道|游燕燕 图片|受访者提供

无论是年轻人或长者,终究将面对自己或别人的死亡。认识和实践生死教育,对个人是一种责任,对家人是一种爱,对社会是一个榜样。

在2018年,我国曾举办了首个“DEATHFEST生死特展”;今年,“DEATHFEST 2021年世界巡回演讲:一起谈生道死”再次以全新意念出发。 

在“孝恩集团”的力挺支持下,继续倡导生命教育,特邀世界各地的医生 、大学教授 、宗教师 、安宁服务社工、辅导員 、护士,在4月3日和4日进行全球首次“马拉松”式、历时34小时的线上生死教育视频讲座。 

届时,共18位讲师会透过面簿(Facebook)直播进行17场讲座(12场华语、5场粤语),每场2个小时。讲师阵容包括宁晓红医师(北京)、邓家宇博士(香港)、黄胜坚医师(台湾)、陈毅敏博士(澳洲)、何孝恩教授(新加坡)、岑伟鹏总监(英国)、心理咨询师孙旻舟(加拿大)、释隆云法师(美国)等等。 

活动发起人共有3位,分别是本地的临终关怀辅导员冯以量、香港的安宁服务社工梁梓敦和美国的安宁服务社工黄洁雯。 

今期特别邀来这3位讲师畅谈生死。 

梁梓敦-梁 

黄洁雯-黄 

冯以量-冯 

年轻群组最怕死

问:不同的国家文化有不同的生死观? 

梁:香港是一个华人的地方,对公开谈论死亡传统上还是有些忌讳。普遍上,多数人都以为长者很怕死,但一所香港大学于2007年进行的一项关于老中青死亡观的研究证实,未必如此。研究发现,年轻的群组最怕死、最不可以接受死亡;反而年纪越大的年长者则最不怕死、最可以接受死亡。这种“假象”可能是因为年轻人怕死又不敢跟长者说,他们认为长者最忌讳谈论死亡。 

我在近几年来经常接触长者,发现他们都很愿意谈论死亡,比如后事的处理或病情严重时应否抢救?这些事他们都已做好决定,但问题是,他们很难向家人启齿,只能默默收在心里。 

黄:美国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像我所在的北加利福尼亚州聚集了很多世界各地的移民群,所以这些人的生死观某程度上也受到原生长地和上一辈文化的影响。 

在这种双文化的环境下,个人的生死观与宗教信仰有很大联系,越是跟宗教信仰有连结的人较不怕死,但却未必会开放谈论死亡,除非受到身边人的影响。对于那些没有宗教信仰、又不怕死的人,他们惧怕的不是死亡本身,而是死亡附带的疼痛、孤独等种种问题。 

冯:我认为,一个人的生死观未必与教育水平、性别、社会地位等有关,主要还是受到家庭文化的影响。如果一个人从小到大的生长环境都没有喜怒哀乐在家中流动,他很难会开放谈论生死,毕竟那是一个哀伤和沉重的话题。在本地推广生死教育让我发现,忌讳谈论生死的家庭是很难谈出一个所以然的。 

另外,在本地有一个特别明显的现象,很多长者有一个观念:不想成为家人的负担。所以,他们不谈善终,只要方便家人处理就好。他们会有这种想法可能是因为年迈后的生活大小事都需要依赖成年子女来安排,认为自己没有任何做决定的权力。 

被现实环境影响

问:这么说来,“西方对死亡开放,东方对死亡保守”的刻板印象是不正确的吗?

梁:这种说法不是表面所理解的那么简单,现今中西合并是很普遍的。近年来,我在香港观察到的是文化的转变,文化习俗会随着国家政策和环境改变而推进。 

举例来说,香港约10年前开始就面对土葬缺地的问题,甚至连骨灰瓮位也稀缺。所以,近5年来,香港开始盛行花园葬和海葬。这种殡葬方式完全不符合中国传统的做法,但每年仍然有逾20%的人选择花园葬和海葬,当中有不少是长者。为什么他们会选择这种新颖的殡葬方式?某程度上,他们看到了现实的问题,越来越多人退而求其次接受这种殡葬方式。

长者愿主动了解

香港多年来一直受到中西文化的影响,除了有宗教信仰的人,我认为西方文化并不会对无宗教信仰者产生多大影响。在香港有越来越多人愿意谈论死亡并非是文化影响,而是现实的影响,他们从现实中看到自己的需要。 

香港的老龄化人口越来越严重,现在有将近20%的人口是65岁以上,预计10年后将会达到30%。不管有否受到任何文化的影响,长者都会主动开始思考死亡这件事,并考虑自己的身后事。尤其是独居或膝下无子的长者,他们会愿意主动多了解相关事宜。 

冯:本地人的整体思想文化就像是一盘“啰吔”(Rojak),一个文化大染缸,未必所有人都有西方开放或东方传统这种想法。由于一个人的生死观与家庭文化的影响有关,所以生死观可以说是因人而异的。 

一个人要能够对死亡侃侃而谈是需要条件的,像是曾经的经历或悲伤史。有些人忌讳谈论死亡是因为害怕、觉得活着比死亡的事来得重要,或者所经历的悲伤在心里堆积已久,害怕谈论死亡会再度掀开过去的创伤。

无需过度灌输

问:生死教育是说给长者听的,不关年轻人的事? 

梁:生死教育确实是长者的需要更大,毕竟他们与死亡的距离比较近,所以他们对相关的资讯也较有兴趣。不过,年轻人也应该认识生死教育,因为家里可能也有长者。当身边人面对死亡时,他们也会面对哀伤。生死教育除了谈面对死亡的准备,也会谈到通过死亡思考现时所拥有的关系,以更懂得珍惜和感恩,把握相处的每一时刻,不要等到失去后才后悔。 冯:有些家长会从小灌输孩子生死教育,但我奉劝家长们无需过度灌输,适量就好,不需要强逼孩子看透生死,否则孩子会吓到和抗拒,反而产生反效果。

 

实践减少遗憾

问:为什么生死教育如此重要? 

梁:生死教育有两个目标是一定要达成的。第一,尽早预备死亡。这包括心理准备和实务准备,以减低死亡带来的震撼、哀伤或对生活造成的影响。除了预备自己的死亡,也要预备家人或身边重要的人的死亡。 

第二,活好当下。死亡随时会发生,我们无法改变这个事实,唯一能做的就是要懂得感恩、珍惜和把握相处的时间。虽然死亡发生时还是会感到哀伤,但实践生死教育将能减少心中遗憾、自责和内疚。总括而言,生死教育的最终意义是“从死看生,尽早预备,活好当下”。 

与有缘人结善缘

问:在从事生死教育的这条路上,是否逐渐看到努力的成果? 

冯:嗯……我只能说,近年来会回来向我们道谢的人越来越多,但我仍觉得这个数量是少的,而且微不足道。坦白说,虽然我表面上看起来一直积极从事临终关怀的工作,但这20年来我心中的无力感一直都在,有时还会产生自我怀疑。我所做的真的有用吗?真的能帮助到人吗?后来,我选择把自己放在一个位子,我所做的不是要改变社会那么伟大,而只是想跟有缘人结一个善缘,为愿意来到我面前的人给予一份帮助和陪伴。 

黄:由于美国有不同的文化和语言,从事以中文为媒介语的生死教育工作基本上不会被主流媒体报道,知道的人自然不多,我们靠自己的力量来推广也很有限。如此一来,想知道的人可能不知道,不想知道的人知道了也没兴趣,所以在这里从事生死教育工作很不容易。 

有时候,我们会到社区以外的老人大厦办活动,反应还是不甚理想,因为他们听了也不会跟家人谈论。不管怎样,我觉得这样的推广还是有效果的,只是效果有多大就不知道了。我相信只要我们继续做好引导的工作,还是会有希望的。 

梁:从2010年开始从事生死教育工作至今,我看到香港民众对于生死教育的参与和讨论逐渐增多,各大传媒平台时不时都会报道有关生死课题的内容,不少社会服务机构也会举办生死教育的活动,这在早期是很少见的。通过传媒在内容上的转变,也间接反映出大众需要的转变,显示更多人想要了解关于生死的议题。 

生死“正常化”

问:如何在生活中实践生死教育? 

梁:我们的生活中有很多可以用来连接生死教育的材料。举几个例子吧!我们可以把孩子带到公园,从落叶谈生死;我们可以找一些年轻人关心或感兴趣的流行文化谈生死;对于长者,我们可以透过社会事件、新闻议题等来谈生死。像这次的疫情就是一个很合适的生死议题,全世界人类都切身经历原来死亡是那么靠近的。

我们希望让人明白死亡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应该用正面的态度来面对死亡。 

黄:我来自一个从来不谈生死的家庭文化背景,自从加入社工群组、参与安宁服务后,我才发现原来自己可以开放地谈论生死。由于我本身是受到社区教育文化的影响而改变,所以我也希望能够影响我所在的社区,启发更多人开放谈论生死。 

社区教育文化非常重要。试想想,如果一个社区愿意开放谈论生死,让更多人认识生死教育,自然就会引起大家的讨论,进而影响更多人思考关于生死的问题。同时,也能进一步引起政府对生死之间的重要议题的关注和介入,以加强推广和服务的力度,为有需要的人提供更多帮助。 

我希望借由推广生死教育让生死之事变得“正常化”,就像日常对话如“今晚吃什么?”那么自然和平常。 

欲知详情可浏览:https://www.facebook.com/deathfestworldtour2021(免费参与)

反应
 
 

相关新闻

南洋地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