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荒蕪的土地可能會生產一些大樹，但不足以形成一片森林。
大馬有拿督李宗偉般的世界級羽毛球選手，但並沒有足夠的世界級選手，以形成一個世界冠軍球隊。其中一個主要的原因是“係統”。
葡萄牙和阿根廷有C.羅納爾多和梅西般能多次贏得世界最佳球員的足球員，但德國係統才有能力產生足夠的人才和良好基礎（包括技術專長和團隊合作）以便維持最高團隊水平，最終贏得足球世界杯。
因此，一個高效率和可持續增長經濟的基礎，應該是在各個方面都有良好的製度。
在與本篇同欄， 2014年11月與12月的文章中，我們提出了一種如圖1所示的新分析模型。
我們可以看到，“係統”中扮演催化劑或平台以便能使“人”，“科學技術”和“資本”發展關鍵的作用。
“係統”類似“土壤、環境和根”。如果是個好係統，它會以壯健樹枝的形式反映“人”、“科技”與“資金”。
這些分支機構將生產經濟增長的果實。
不幸的是，有些我們現在所使用的主要係統是無效的，因此沒有為全面與可持續增長提供良好的平台。
有兩個方面是重塑的首要關注，他們是（一）促使國內公平競爭的需求和（二）減少龐大的政府係統（暫且不討論這部分）。
新經濟政策框架內公平競爭
據官方統計，新經濟政策（NEP）在達到20年使用期限後於1990年結束。
然而，隨後的政策就像是“舊酒新瓶”或換湯不換藥，這使得NEP看似結束，但其內容卻永不落幕。
NEP具有可以被看作是“實用”，而不是“種族主義”的兩大目標。
它的第一個目標旨在不分種族地消除貧窮。
第二個目標是重構大馬社會，以減少某一種族占據某一行業，並且讓馬來民族和其他土著群體能在各個方面的經濟功能，發揮充分的作用。
盡管看起來偏向馬來民族，實際上這第二個目標是公平的。
一般情況下，新經濟政策（以及其他國家的其他政策扶持）實際上是基於羅爾斯的福利原則（Rawlsian Welfare Principle），它提倡最大限度地給予最不富裕成員福利，這情形下便是幫助馬來民族。
隨著馬哈迪時代多項私有化被視為一項對新經濟政策額外的推動力。
自此，新經濟政策有效率地消滅貧窮並整體提升馬來民族和土著群體的福利、收入和經濟參與。因此，收入分配更加公平，而經濟增長也變得更健康。
以一個中立學術點，新經濟政策的問題（基於羅爾斯係統）是其長壽，給予某族群“無條件”與“無期限”優先權會造成該族群對社會製度的依賴。
依賴附帶的便是兩項可怕的後果，（一）期望的好處將是無止境的，以及（二）若這個優勢沒了就會如失去一切般恐懼。
這些都會導致較慢的生產率、造成資源分配不當和給予政治操縱的機會。
這裏最重要的是不要求完全去除這些優先權，但至少使其變成“有條件的”特別待遇，促使區域內和群體間的競爭與協同合作。
借鑒德國統一肯定政策
1990年德國重新統一的肯定政策（affirmative policy），可以作為曆史參考。
當時，德國東部比西德落後。羅伯特巴羅（Robert J.Barro）（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在他的著作《沒有什麼是神聖的（2003年：95 – 101）》強調，德國東部被賦予了很大的優勢。
這些優勢包括一對一種貨幣轉換率、征稅西部，以幫助東部發展計劃和工資均等化的努力。
與大馬相似，這都是采用羅爾斯的福利製度。
由此，在東部地區（不包括柏林）的工人工資與薪金從西部地區（包括柏林）在1991年的49%，上升至1995年的75%和2000年的77%。
然而，生產率（以“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衡量）增長變得慢了。
1991年，東部地區的生產力是西部地區的31%，而1995年的生產力隻增長到46%，1997至1998年的生產力則是48%。
同時，1992年至2001年初，在德國東部的失業率比西部地區高出約6%至8%。
此外，巴羅還批評德國政府的轉移（將人民從東到西遲緩遷移）和補貼政策（福利係統）。
他認為更多的西方人在西方的高生產效率工作環境內工作會更好地提升工作效率。
這些都反映了工資收斂可以通過政府政策強製性實行，但它不能全面改善經濟基礎（高生產率和低失業率）。
這就像政府在貧瘠的土地上種植的成年壯樹，希望樹會如期不斷健康成長。
大馬生產力落後獅城
說回大馬，以福利為名義優先權不應該無條件擴分到生產力低（不分種族）和低附加值的行業，因為它可能會延緩該國經濟的長期生產率增長。
如一個馬來西亞援助金（BRIM）般未能提高生產力和經濟效益的程序應該即刻停止。
根據申請者需求與能力為標準提供教育獎學金、研究基金、創業補助金和其他資金支持才是對經濟社會又幫助的“有條件”輔助。
大馬和新加坡都沒有1991年以前的就業者人均生產總值（代理生產率）的數據。
然而，圖2顯示著在1991年以後（一）新加坡的生產力比大馬高出許多，及（二）大馬生產力在經濟危機時刻如1997/98至2000年和2008年至2010年是非常脆弱的（大幅下降）。
縱觀這些年，新加坡工人比在大馬的工人生產多達2.5倍至3倍。
圖3同樣顯示著尷尬的對比，新加坡與大馬的國內人均生產總值的差別，上升到大馬人均生產總值的400%！
換句話說，每個新加坡人的平均產量是每個大馬人的五倍。如此一來，大馬如何能信誓旦旦地說我們的肯定政策和其他發展計劃是長期有效性的？
過度保護失競爭力
兩個簡單的解決方案也許能改善現況。
首先是促進一切公平競爭。公平競爭的範圍包含來自政府的福利支持和采購，甚至是為人民提供商業機會。
即使保留土著群體特權，在它們之間建立競爭，也可能對提高效率和生產非常有幫助。
類似的方法同樣適用於保護本土新企業免受與外國企業競爭，但同時推動國內企業相互競爭。
美國、日本和韓國都曾在其本土行業為變強之前實行經濟保護主義。然而，激烈國內競爭的存在可激發行業在國內快速增長。
曆史已經證明此解決方案的可行度。大馬保護國內產業，但卻缺乏競爭。我們本地的航空、汽車和電信行業是否有能力可以與國外的公司競爭？
第二個建議的解決方案看起來很奇怪，但在美國似乎間接地運作著，這是墮胎合法化。
自1991年以來，凶殺和暴力犯罪在美國各大幅下降了44%，財產犯罪率也相對減少了約50％。
約翰多諾霍（斯坦福大學法學院）和史蒂芬列維特（芝加哥大學）的研究發現，墮胎合法化發生在20世紀70年代。
合法化墮胎的邏輯是，“若那些沒被（人工流產）生下來的孩子若生了下來，他們將會更多機會在貧困中長大，並與一位未受高等教育的單親媽媽一直依靠福利成長”（巴羅，2003：74 – 77）。
減少社會福利負擔
這些未出生的孩子也許在將來的15到25年後成為主要罪犯。因此，他們的缺席將在犯罪率下降做出一定的貢獻。
這也許還可減少政府社會福利負擔並提高整體的生產率。
然而許多人會覺得這方案是極端的，也會有很多基於人道主義理由與實際需要的辯論。
總結
競爭可能是殘酷的。適者生存，但是這是文明發展和繁榮的最好係統。
即使是人類基因都會自動選擇最佳的基因，以確保我們後代的生存和發展。
另一方面，為糾正太大差距的不平衡，憐憫弱者是需要的。
援助之手（平權行動）能幫助弱小企業或民族發展成壯大，也提供他人公平競爭的機會。
不過，要注意的是，如果我們給予弱小企業或民族無限的憐憫，我們將磨掉了他們的激情和改善的鬥誌。
大馬經濟轉型中系列之233
撰文：夏偉文、陳薛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