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世界從來便是展開的，史前考古的種種發現早就已經證明遠古人類的足跡，並沒有如今人所想象般封閉。因此，對於世界的認識，古人並不見得就比我們保守。由於這一百多年來的積貧積弱，東方世界的目光，無疑是越來越狹隘。處處所見所思，不過就是西方，似乎一整個世界就隻有西方。
從這一點而言，我們其實相較於先輩更加顯得閉鎖，隻知其一，卻不知道一以外更豐富多元的世界。也正因為如此，我們總是避免不了和別人共犯一個錯誤。因此，當羅素在敘述尼采的時候，不禁感歎道：“假如他的思想隻是一種疾病的症候，這疾病在現代世界裏一定流行得很。”
尼采作為影響世界極深的哲學家，他的學說以及理論需要受到當今世界的檢視，這是毋庸諱言的。比如尼采認為，同情心是一種必須抵製的弱點，這種以哲學之美名為包裝的論述，實在沒有表示支持的必要。更何況，尼采本身就是喜歡無情、戰爭以及貴族的高傲的這樣一位哲學家。尼采說過最讓人無法接受的話，或許應該就是這一句：“男人應當訓練來戰爭，女人應當訓練來供戰士娛樂。”這種極其粗鄙的理論，自然並不自尼采發其端。追根溯源，好戰的傳統一直可以追溯至古希臘以及斯巴達。
西哲肯定嗜血好戰
斯巴達的好戰是著名的，因此作為斯巴達的公民，他們一出生就受戰爭的訓練，而公民的唯一職業就是戰爭。然而，對於哲學殿堂的古希臘而言，斯巴達竟然是希臘人盡皆向往的國度，並視斯巴達為充滿嚴肅、純樸之美的殿堂。因此，柏拉圖明確表示過：教育裏的一切內容都應該使青年人願意效死沙場。他甚至主張“男孩子們長成以前應該看看戰爭”。在這種主張之下，柏拉圖的學生亞裏斯多德進一步主張統治者應該製造戰爭，為的是使他的臣民永遠有事可做，並且永遠需要一個領袖。片面強調戰爭的結果是，亞裏斯多德確認說：“對於那些雖然天生應該受統治卻不肯屈服的人而發動戰爭，那樣的戰爭總是正義的；每一場戰爭裏的勝利者都是對的，被征服都是錯的。”
作為西方哲學聖哲的柏拉圖及亞裏斯多德偏激的理論一經提出，此後便越發不可收拾。像馬基雅弗利就主張，偽善是可以讓人取得成功的，製度反而會使成功的程度大大縮小。在古代中國，士人們極力引導帝王走在正道上，但是西哲往往並不如此。像馬基雅弗利就認為：作邦主的如果總是善良，就要滅亡；他必須狡猾如狐狸，凶猛像獅子。基於這樣的一個傳統，黑格爾不免要主張：國家的目的不單是維持公民的生命財產，而這事實便構成戰爭的道德依據。將道德與戰爭畫上等線，無疑是更可怕的所謂理論。
發動戰爭者是英雄
對西方影響巨大的黑格爾，酷嗜戰爭，他還說過如下的內容：不時發生戰爭是好事、國與國的爭端只能由戰爭來解決。因此，黑格爾認為發動戰爭的人是英雄，這樣的人可能違反平常的道德律，但是也並不為過。從哲學的高度肯定戰爭，哲學的光環早該褪去。為了強調戰爭的必要性，黑格爾也只能這麼說：“戰爭不全然是罪惡，不是我們應當盡力廢止的事情。”
文化背景自然深深影響一個人，那個因為寫了《契約論》而被頌讚的盧梭，不免也和斯巴達人一樣，將戰爭中的勝利看成是價值的標準。於是可以明確的是，在西方的視野中，戰爭並不是重點，重點是價值，是利益。
如果再繼續羅列的話，還可以引述斯賓格勒的這一段話：“隻允許在勝利和毀滅之間進行選擇，而不允許在戰爭與和平之間進行選擇，勝利的犧牲品是屬於勝利的。”曾經被熱捧的達爾文學說，如果理性看待，所謂的物競天擇，其實當中並沒有不許耍卑鄙手段的規則。因此，羅素在他的名著《西方哲學史》中這麼敘述科學：科學的實際重要性，首先是從戰爭方面認識到的；伽利略和雷奧納都自稱會改良大炮和築城術，因此獲得了政府的職務……居領導地位的那些人在某種限度內能夠隨心所欲左右科學技術的方向。而這一切令人膽顫的所謂哲學，導源於古希臘早期的哲學家赫拉克利特的一句名言：戰爭是萬物之父，也是萬物之王。
時至今日，全世界蟄伏著種種的危機。此中最容易讓世界瞬間毀滅的無疑就是戰爭。人類如果還希望代代相傳，對未來總是充滿憧憬，那麼西方好戰的傳統，必須獲得人們的極大關注及重視。發動戰爭的容易被看見；鼓動、煽動戰爭，並悄悄從中謀取暴利的，卻往往逍遙法外。未能看見事實，事實自然會朝人們希冀的反方向挺進。
美國著名的政治評論家梅裏（Robert W.Merry）在《斯賓格勒的不祥預言》一文中以為：美國的世界角色是用西方形象重塑其它的社會和文化，其中如果包括嗜血好戰，這無疑是極不祥的預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