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专栏

经济脱钩与去全球化冲击大/李兴裕

全球经济全球化之路,目前已来到十字路口。一场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正在推动世界经济从全球经济一体化,朝向去全球化的方向退缩。

自2008至2009年的全球金融海啸以来,全球贸易与金融一体化的进程已变得非常缓慢。反之,保护主义倾向与日俱增,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冲突也明显增加。

去全球化一个明显的迹象,就是自2010年以来,全球贸易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持续下滑,从2008年的51.6%,于2010年下跌至46.8%,接着再于去年进一步下行至43.7%。

全球两个最大的经济体美国和中国,目前正陷入长期针锋相对的反制报复局面,而这种反制报复是从以贸易为中心的冲突开始的,目前正全面进入科技领域。

美国持续不断针对中国的科技巨头,如华为和广受欢迎视频应用程式TikTok的母公司母公司字节跳动,而目前美国政府正考虑将中国最大晶圆代工业者中芯国际(SMIC)列入贸易黑名单。

金融脱钩现象的威胁也已开始。美国总统特朗普恫言,如果中国企业不让美国当局审查它们在中国的审计记录,它们将必须从美国股市除牌。同时,美国政府也已终止给予香港的优惠,包括豁免出口执照。

全球复苏遇阻

特朗普再度提及中美经济脱钩,并矢言要把更多工作带回美国。此举似乎激起了美国选民的舆论情绪,因为特朗普希望在11月的美国总统选举中连任。另一方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则呼吁国人做好长期对抗外来挑战的准备。

事实上,中美两国对全球经济同等重要,两国都与全球贸易与金融系统高度互相依赖及互相连接。根据2019年名义国内生产总值数据,美国占全球GDP比重为23.6%,中国则是15.5%。

在全球商品贸易方面,中国是世界最大出口国,占全球商品贸易总额12.8%,同时也是全球第二大商品进口国(占全球10.8%)。美国刚好相反,该国是全球最大商品进口国(13.2%)及第二大出口国(8.5%)。

基于世界经济陷入了1930年代大萧条以来的最严重衰退,而且仍在与冠病大流行搏斗,这全球两大经济体持续恶斗,闹经济脱钩及去全球化,不仅对两国各自的经济复苏不利,也可能会阻碍全球复苏。

全世界正见证两大经济强国引爆的新冷战,而且这种对立的情况还会持续好一段时间。冠病疫情会加速去的进程。如果中美关系持续恶化,这种趋势将导致经济脱钩。

但现实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完全与其他国家脱钩,或断绝往来。

全球贸易与金融的复杂性及高度的相连性,意味着中美两国引发的任何经济、金融和贸易冲击都将产生负面影响和溢出效应,在全球范围内造成共同的损失,而经济基础薄弱的新兴经济体更容易受到全球经济和金融危机的影响。

中美贸易战是于2018年杪引爆,而由于对全球供应链带来破坏,两国经济的放缓已造成负面的连锁效应。

国际货币基金去年10月发布的2019世界经济展望中估计,中美贸易战将合共造成全球GDP今年减少0.8%,而当时,席卷全球的冠病大流行还未发生。

增长放缓收入减低

中美贸易战衍生的贸易转移或已令全球其他国家受惠,但相对全球供应链中断及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带来的负面影响,有关利益显然较小。

世界各国之间仍需有互动,纵使有关互动很少。经济脱钩或永远停留在去全球化的窄径内,将带来许多后遗症和问题,例如贸易与服务供应竞争令物品变得不那么昂贵所带来的经济利益。

此外,它也造成科技与知识的转移减少、由于工人的流动受限降低了增加收入的机会,以及经济效益与生产力增长减弱。

这些负面结果造成的连带后果,就是经济增长放缓及人们的收入减低。

各国政策转国内导向

经济结构多元化的大型经济体,同样无法从去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中独善其身。去全球化或将导致美国经济面对经济产出下跌与国人收入减少的双重打击。

全球贸易与金融流向的中断,也将扭转小型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因为这些经济体高度依赖发达国家购买她们的产品与服务。

这些经济体需要在许多领域达到一定的经济规模效益,也需要外来投资、科技和知识的转移,以及熟练的人力来弥合资源缺口。

减少依赖大国供应链

中国经济的增长轨迹目前处于新常态,由于该国重组其经济增长引擎,转为着重于服务和优质投资,其经济增长过去10年原已下行。

中国已拟订各项策略,更依赖国内增长引擎,因为她极力避免该国经济受到“全球漫化”及与美国关系日益恶化的负面冲击。

贸易与科技转移中止引发的脱钩效应,将通过生产力增长放缓及资本开销减低,打击中美两国经济的中期及长期增长潜能。

由于对冠病大流行和全球化的恐惧,使各国的政策转为国内导向,并重新思考如何减少对中国等大国的供应链依赖性,降低过于专注于某些市场的风险。

美国银行最近的一份报告指出,80%的受访跨国企业计划将部分的生产线撤回本国。冠病大流行加速了这个进程。举例说,日本就拨款22亿美元(约91亿令吉)将在中国的生产线撤回日本。

根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逾80家获得日本政府资助的该国企业当中,有15家计划将厂房从中国转移到越南,此举将加强日本供应链的缺口之余,也可减少对中国厂房的依赖。

同样的,欧洲各国也正在减少中国与印度药剂供应的过度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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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全球化与“全球本土化”/安邦智库

当今世界,逆全球化对全球经济与贸易活动的影响日益强烈。

国际地缘政治领域的博弈加剧,如同一个巨大的鼓风机,将逆全球化之“火”越吹越旺,正在持续而深刻地改变全球经贸和投资活动的格局。

政治强烈干预经济

安邦智库(ANBOUND)的研究人员过去曾经分析,从全球化到逆全球化,不仅是经贸活动表面现象的变化,还是经济运行的底层逻辑发生了变化。

在全球化顺利的时候,贸易与投资遵循的是效率逻辑,资本在全球寻找低成本洼地,“资本自由流动+低成本制造+自由贸易”成为全球化时代经济活动的标准模式。

但在逆全球化时代,经济逻辑发生了根本变化,效率逻辑开始让位于地缘政治逻辑,政治因素强烈干预经济活动,跨国企业的投资必须优先考虑政治因素与“国家安全”因素。

这种变化对产业投资的影响极大。反映在经济和产业布局上,过去的经济是以市场为中心,今后则会变成以产业为中心。

当以市场为中心的时候,投资者强调贴近市场,市场参与方同意用技术换市场;而在以产业为中心的时候,大家都强调产业的强大,强调对产业的拥有和控制,要贴近制造业中心,扩张制造业中心。

后者就是安邦首席研究员陈功此前所提出的“密接生产”模式。还有研究者称之为“地缘制造”模式的变化,从全球化时期的“离岸制造”,转向逆全球化时期的“近岸制造”、“友岸制造”、“回岸制造”。

半导体业反映博弈

半导体产业是反映逆全球化和地缘政治博弈的典型产业。地缘政治时代的博弈和摩擦,促成了全球半导体产业生态的变化。一个重要现象是,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都在争相建设半导体芯片(晶圆)工厂。据不完全统计,过去几年,半导体制造巨头在欧美日等市场有超过20座晶圆厂已经或者计划破土动工,项目总值超过2000亿美元;而根据产业协会SEMI提供的数据,全球5年内新建的晶圆厂超过100座,预计2024年投资总额超过5000亿美元。这标志着晶圆代工过去集中分布在东亚地区的局面将发生重大变化。

通过供应链多元化和增加国内芯片制造量,美国和欧洲国家试图让自己的经济变得更加具有适应性,以抗击未来的地缘政治危机。这一切意味着半导体产业“新的全球化”模式到来了。

在过去全球化顺利发展的时期,半导体是一个典型的全球化生态圈,亦即一个芯片产品的完成,从原料、设计、晶圆制造到代工晶片及封测等等,常常经由全球不同公司的协作,但现在则出现了重要变化,各国都希望有自己的半导体生态圈,有自己可控的半导体产业链和供应链。

有研究机构称,半导体产业领域的这种新模式可以称之为“全球本土化”。实际上,“全球本土化”并不限于半导体产业。在“国家安全”概念泛化的大背景下,在其他一些有一定技术含量的制造业领域,比如在光伏产业、电动车产业、医药产业、高端材料等产业,甚至在稀有金属矿产资源领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全球本土化”趋势。

逆全球化是对全球化的一种解构和反动,“全球本土化”则是这种变化在经贸和投资领域的体现,“密接生产”则是上述变化在生产制造领域的一种结果。

从目前形势和趋势看,世界的地缘政治化将是未来长期存在的现象,效率较低的“全球本土化”将成为未来的长期趋势。

安邦智库(ANBOUND)创建于1993年,是一家富有影响力的独立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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