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过世的全球知名国际外交学者约瑟夫·奈（Joseph Nye），在2017年发表的一篇题为《The Kindleberger Trap》短文中，重提已故麻省理工经济历史学者查尔斯·金德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一个封尘已久的论述。

即1930年代的动荡，源自于美国虽已取代英国为全球经济与军事大国，却不愿承担大国责任，为全球提供类似稳定国际经济波动及地缘政治纷争的公共品（global public good）。

就因为大国责任的缺席，世界缺乏稳定大局的公共品，经济大萧条及二次世界大战也因此随之而来。这就是所谓的“金德伯格陷阱”。

一个对比的概念就是假设大马没有联邦政府，为全国3000万人口提供安全保障、公共教育及医疗机会，扛起稳定宏观经济景气的责任等公共品，不难想象，这个经济社会将陷入何等的失序与动荡。

约瑟夫·奈发文那一年，正值特朗普第一任期的开始，中美经贸关系从相互紧密依赖开始走向脱钩，全球焦点投放在奈的哈佛同事兼好友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所提出的“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担忧大国竞争会引发毁灭性军事冲突。

八年过去了，“金德伯格陷阱”不仅没有丝毫消退的迹象，反而有加深之惧。

当特朗普退出《跨太平洋夥伴協定》、《巴黎协定》、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禁止为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作处提供资金及终结美国国际发展署的任务，本质上那等于完全放弃美国领导多边机构，为全球提供有关于公共卫生、气候变化、人权、贸易及国家安全等公共品的角色。

公共品不具排他性

即便我们视上述决定为战略调整，在国际事务上舍多边协调、取单边行事或双边谈判，并非美国摒弃大国责任，而是兼顾国际及美国利益，但实际上差异性提供公共品和放弃提供全球公共品并没有两样，因为公共品的原则之一，就是不具排他性。

就好像联邦政府宣布，不再统一为全国拨款资助免费的公共卫生及教育，而是要和各别州属进行双边谈判，提供不一样的医疗及教育机会，采取不一样的收费。

那不仅将折损民众获得公共品的机会，伤害社经发展，涉及的秘密协定，也必将打开贪污滥权的潘多拉盒子，带来无止尽的堕落。

如果美国退场，中国身为另一个经济与军事大国，是否有能力及意愿接手大国责任，为全球提供公共品？目前看来，显然没有。

就全球经济公共品而言，以开拓发展中及落后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为导向的“一带一路”倡议，一开始无疑颇受参与国欢迎，提出之初，不少人还称之为中国版马歇尔计划。

但开高走低，莫过于一带一路。伴随着基础建设的对外放贷中商业性援助规模更大，绝非低息贷款，疫情以前就开始出现“债务陷阱”的声音。加上后来的涨息周期，不少参与国纷纷面临债务偿付危机，以致于2022年中国对外放贷中就有60%是为债务展期。

虽然习近平曾在金砖峰会上曾表示，“中国一直是并将永远是发展中国家的一员”，但在经贸上，那很难与向发展中国家出口开放中国国内市场挂上等号。

反之，中国在2024年那创记录的万亿美元的贸易盈余，70%就是由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所吸纳，当地本土企业所受到的进口冲击可想而知。

中国欧洲难替代美国

至于中国海洋军力的崛起，对于众多与中国有领土争端的东亚及东南亚国家来说，更加难以被纯粹视为维护公海自由的力量。

1945年以后，全球人均GDP以前所未见的速度增长，实现人类史上未曾出现过的普遍发展与繁荣，维护经贸开放、市场准入、资金与人才流动、货币稳定、国际安全保护的全球公共品居功至伟。

既然美国选择退出，而中国甚至欧盟也不具备替代能力及意愿的情况下，比起八年前，如今全球似乎更有可能掉入1930年代的“金德伯格陷阱”当中。

如何顺利过渡新秩序，就越来越不是一个假命题，毕竟1939年是一个世界承担不起的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