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根（韓國國立首爾大學經濟學傑出教授、加拿大高等研究院研究員、《Research Policy》期刊編輯。）
在本月初美國總統特朗普對57個對美貿易順差國征收高額“對等”關稅後，股市暴跌，美元下滑，美國國債收益率攀升。
在關稅生效不到24小時，特朗普又宣布將大部分關稅“暫緩”90天，然而10%的基準關稅仍然有效，同時還在迅速升級的貿易戰中對大部分中國進口商品不斷加征關稅。盡管實施了暫緩，但特朗普仍堅持認為關稅對於製造業回歸美國至關重要。
美國自身的曆史經驗——尤其是1930年的《斯穆特-霍利關稅法》——經常被引用來證明關稅可能造成的深重破壞。然而東亞當年也成功利用關稅來協助建立了強大的製造業基礎。
但不幸的是對美國來說，東亞（尤其是韓國）那種行之有效的做法，與特朗普政府采取的手段之間存在重大差異。
首先，韓國的關稅是不對稱的：它對消費品（如家用電器）征收極高關稅，而製造業所需的資本貨物（如機械）則關稅極低。如果沒有這些低資本貨物關稅（再加上低工資水平），韓國就不可能成為一個低成本生產中心。
關稅反阻礙外資
美國的勞動力成本，已經高於那些它試圖從中“帶回”製造業的國家。再加上高額和全面的關稅，該國的營商成本變得極其高昂，這些成本是如此之高，事實上一些韓國企業已經認定與在美國建設新工廠，相比將生產留在國內仍然是個更好的選擇。
換句話說，特朗普的關稅非但沒有鼓勵外國直接投資本土製造業，反而阻礙了外來直接投資。為了使目標與激勵措施更加一致，特朗普政府應當將外國直接投資納入任何國別關稅的計算中。
因此，在使用目前這種將美國與某國的貨物貿易逆差額除以該國的貨物進口總額（然後再將該數字除以二）的做法之前，特朗普政府應從貿易逆差中減去目標國的外來直接投資額。這樣的話外來直接投資額越高，關稅就越低。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這樣的調整，也不足以糾正特朗普政府計算中的各類缺陷，例如對韓國征收25%的關稅，而韓國對絕大多數美國進口商品的征稅率平均不到1%。
特朗普政府的做法，也未能顧及目標國之間工業結構和收入水平的巨大差異：對孟加拉國征收37%的關稅，幾乎與對萊索托征收50%的關稅一樣難以自圓其說。
無論如何，關稅本身隻是問題的一部分。韓國建設製造業基地戰略的另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壓低利率，為製造商提供低成本貸款。這些幹預措施，確保了私人投資流向製造業，而不是能在較短時間內獲得高利潤的金融和其他服務業。
難吸引投資者
對美國來說，使製造業比金融、教育和娛樂業更吸引投資者的難度要大得多，而這也不僅是因為這些服務業利潤率很高且具備全球競爭力。
韓國政府對商業銀行收取的利率有相當大的控制權，並對信貸分配擁有自由裁量權。
難確保長期競爭力
其他國有機構——如管理資本投資長期貸款的韓國開發銀行，和韓國官方出口信貸機構韓國進出口銀行——也提供了協助。
即使美國設法保持低利率並引導更多資金流入製造業，要確保這些行業的長期競爭力也並非易事。而韓國則利用其相對封閉的金融體係，和在政府嚴格監督下由大型家族企業集團（財閥）主導的商業環境，實現了這一目標。
財閥們以傳承為主導的思維，讓它們傾向於從長計議。但政府確保它們將國內市場保護所帶來的額外利潤，用於長期固定資本投資，同時確保金融部門也執行類似長期方針。
這意味著像現代汽車這樣的企業，可以將利潤持續投資於為國內市場生產更好、價格更低的汽車，同時為當地創造高薪就業機會。因此，雖然韓國消費者在關稅實施初期面臨著汽車價格上漲的問題，但卻隨著時間的推移獲得了巨大的收益。
應培育知識密集型行業
但在股東資本主義占統治地位的美國，這意味著利潤通常被用來報答股東——比如通過分紅或回購。
我們沒有理由認為關稅保護產生的任何額外利潤，會在美國這個金融主導、以短期為導向的經濟體係中引發對製造業的長期投資。
如果特朗普政府致力於重建美國的製造能力，那麼它就應該專注於特定行業，利用政策杠杆降低關鍵投入品和潛在直接投資的成本。
美國不能也不應嚐試再次成為服裝或鞋類生產國，但它或許可以培育出更多能為經濟或安全創造巨大收益的知識密集型行業。
中國受益最大
如果特朗普政府堅持目前的做法，那它不僅無法使美國成為製造業強國，還會疏遠貿易夥伴，損害國際信譽，破壞全球穩定。
而因此受益最大的則是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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