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专栏

预算期望,希勿失望/胡逸山博士

转眼又到了一年一度(除了去年因为特殊情况有两度)本地的联邦财政预算案即将公布的时段,免不了被媒体朋友们问起对今年预算案的一些期望。

有期望就免不了有失望,所以也许换个角度来谈,或可避免期望越高,失望越大,那期望与失望之间的落差不至令人黯然神伤。

就来个假设性的说法吧,就说假如是当朝的财政部长,那又会如何的设计即将来临的预算案呢?

可能预算案还是要涉及到短期的、中期的以至长期的财政以及社会经济目标。

短期:应付国债支援B40

短期来说,最重要的财政目标是政府得以负担得起来“服务”所累积下来的国债,也就是说起吗还得起利息以及即将到期的欠款。

这一方面,我们有看到政府近月来在开支方面有所收敛,如最近就不核准某部门多达数十人的代表团去参加欧洲的一个博览会等,只不过如此的“省吃俭用”是否得以足够来短期“服务”国债,那就不得而知了。

而预算案里是应该有着一些财政预警措施来严防本地好像斯里兰卡、黎巴嫩等因为无力“服务”国债而沦为破产国度的。

至于短期的社会经济目标,则应该是最大程度帮助本地的低收入群体得以维持最基本的生活条件。

冠病疫情期间,我们常看到有关各慈善群体大包小包地为一些低收入或无收入群体送上一些生活物资。

疫情过后,仿佛大家忽然都恢复可观的收入,不太需要资助了,至少绝少再看到有关的报道。

事实当然不是如此,而是仍然有许多家庭需要帮助来维持生计。

政府方面,在预算案里,可以直接派钱予有需要的方面,也可以把补贴修改为更为有针对性,就如首相兼财政部长安华所说般,不再补贴富人,而是真正有需要的人。

中期:振兴中小企

在中期里,政府就必须把预算案当作是振兴本地经济的其中一个重要推进器。而要振兴经济,归根究底还是要借重私人界的力量,因为彼等在经济运作方面通常是最有活力的。

而其中中小企业为本地制造与维持了绝大多数的就业人数,所以预算案里不但要减轻中小企业的经营负担,还应该适当地给予中小企业一些补助,让彼等得以更为得心应手地开拓市场,制造更多就业机会,那就得以更大程度地拉动本地经济发展了。

就算补助不了中小企业,也可以考虑在税务方面不要追彼等追得太紧,让彼等得以喘过一口气来,挨过彼等普遍认为如是的经济低潮。

长期:经济转型

至于长期来说,预算案里则应有着各种鼓励各界经济转型的政策。譬如鼓励从劳动密集型的工业转型至更为高科技、更为自动化的高增值产业,以及相关的劳工再培训来应付新的操作系统的补助等。

本地在中等收入国度的层次里打滚了很久,好像一直很难脱离中等收入的陷阱,连粮食都高度依赖进口。所以工业要转型,人员要培训与再培训,农业粮食方面要自给自足,这些都是预算案里应该涉及到的。

总之,预算案不是发展经济的万灵丹,充其量也就是尽一尽拉抬经济的人事,主要还是看各界对本地经济是否还有信心,肯继续坚持下去,抑或环顾四周,看到好像经济已然不是本地前进的主轴,难免心灰意冷,那就前景堪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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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资低迷考量各异/胡逸山博士

国家银行前行长日前指出,本地当下薪资相比于40年前,经过通货膨胀的调整下,其实不但没有增长,反而下降了三倍。

这位前行长所披露的这项讯息,坦白说也不是什么秘密,主要就是年长的大家也清楚看到,几十年前一名典型打工仔的薪水,其绝对数额竟然与当下的几乎一模一样;也就是说,多年来物价增长,但薪水却没有同步的增长,更不用说超越通胀。

用更通俗一点的话来说,即打工仔们的钱,可是越来越不够用了。

而这道社会薪资停滞甚至倒退的社会经济难题,当然也是充满争议的。打工仔们,或更广义的劳方,当然痛斥雇主们,或更广义的资方的不是,多年来不肯顺应着物价的上涨而向上调整薪资;而资方呢,则一般会搬出劳方的生产力没有显著的增长,所以也就很难调高后者薪资的说法。

劳资双方可谓各执一词:劳方所着重的是薪资与物价应该相应地增长(这应该也是央行前行长的想法),而资方所着重的是薪资是应与劳方的生产力挂钩的,生产力没有提高又如何要求更高的薪水?

双方针锋相对的说辞的“频率”从一开始就对不上去,所以这争论也难有结果。

立场迥异

可不是吗?劳方通常会认为,资方的企业利润那么多,只要肯“更有良心”地“赚少”一点,即可提高员工的薪资。而资方则一般会高呼“生意越来越难做”、利润越来越薄弱,又哪里有多出的资金得以提高员工们的薪资呢?

再说,大型企业,尤其是挂牌上市的企业,还要对投资者们交代、派股息等,殊不容易;中小企业嘛,在资金周转方面时常更是难上加难,即便要大方地向金融机构借贷来赋予员工更高的薪酬,后者也未必同意借出。

坦白说,资方是绝不情愿去顺应劳方的论述,根据物价的上涨来调高劳方的薪资的。资方通常的想法(但未必是公开的说法)是百物腾升意味着各项不可控的生产成本(如生产原料的价格)也就应声而起,那么薪资是资方手中少数相对可控的生产成本,当然不肯放任它的增长。

政府介入

此所以作为第三方的政府,便如世上许多其他政府般,推出最低薪资政策来强制资方付出基本的薪资,即便如此,许多商家也还是怨声载道、不情不愿地就范而已,更不用说更高数额的一般工资。

那么反过来说,劳方又肯不肯依照资方的论述,设法调高员工们的生产力来换取更高的薪酬呢?那关键就在"设法"两字,也就是说,劳方会认为,提升员工的技能来提高生产力固然重要,但那费用或成本是应由哪一方来承担呢?

员工们大多是承担不起来即便是半工半读地“深造”的,而资方除非必要也很少会资助员工来提升技能的。所以这提升生产力的重担也就落在政府手上了。

依我所看,政府的在这方面的设法,应该是栽培与提升并重的。从一开始,本地的教育体系就应更为着重技职教育,或至少是数理科的教学,为未来打工仔们的职场生涯奠定扎实的基础,也让劳方在提出加薪要求时,能更有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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