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宇翔

10年前开始，182万北非及中东难民拥入欧洲，改变欧洲的政治，东欧学者克拉斯捷夫从中分析欧盟分裂的原因，德国历史学家温克勒则强调要建立共同价值观。

2015年4月，5艘共载有约2000名移民、目的地是欧洲的偷渡船在地中海沉没，计1000多人葬身鱼腹，揭开了欧洲难民危机的序幕，随后欧洲在1年内接收了182万名难民。面对史无前例的人道灾难，当时的德国总理默克尔说出名句：“我们做得到！”承诺接收大量北非与中东的难民。

难民危机也是这位执掌德国长达16年铁娘子最富争议的历史时刻。

危机在过去的10年间，除了为欧洲带来移民融入的社会问题，导致反移民的极右政党崛起，如在英国和德国，目前民意支持度最高的都是极右政党，危机最终更直接使英国脱欧，一度使欧盟面对“脱离潮”，面临生死存亡关头。

在这10年间，欧洲的知识分子也由千禧年初对欧洲整合未来的积极乐观改变过来，重新反思欧洲何去何从。当中，就以保加利亚学者、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创办成员兼索菲亚智库“自由策略研究中心”主席伊万·克拉斯捷夫的《欧洲的黄昏》（After Europe）和德国有深远影响力的史学家温克勒的《西方的困局》较受关注，两本书都是在2017年出版。

警惕欧盟解体危机

克拉斯捷夫在2017年时，对欧盟的未来比较悲观，认为欧盟会面对“哈布斯堡帝国”的后尘，本身是一个“拼装国家”，最终走向解体，当时他认为欧洲要更走向务实，而非价值挂帅。

温克勒也认为难民危机与脱欧危机，都代表欧盟内部离心力量进一步加剧，整本书里温克勒充满了问题，接连发问“欧盟会崩溃吗？”、“西方会分裂吗？”，认为西方的自由民主体制正处于退守阶段，它的威胁不单来自外部的专制政体，而是来自“那些民粹主义的运动和政党声称它们才是民主的真正代表，因为它们，并且只有它们才为‘人民’说话”。

难民危机过去10年，即使是当初最积极主张开放的德国，也发生显著的改变，如前所述，默克尔当时高喊“我们做得到”，决定开放边境，民间出现了一股“欢迎文化”，2015年内就接收了90万难民。

德国收紧移民政策

但是如今，同样是基民盟的德国新总理默茨，移民政策要大幅收紧了，对非法移民提出强硬的整顿计划，要恢复永久边检、阻止非法入境、严格遣返，并且增加他们获得公民权的时间成本，终止仅居留3年、德语达到流利水平就可以“快速入籍”的措施，恢复通常居住5年的期限要求。

在过去10年间，德国发生多次难民引发的社会安全危机，去年更发生多宗惨案，如5月一名阿富汗男子持刀袭击集会人士，有警察殉职，6人受伤。

在8月，索林根一名叙利亚难民在“多样性节”上刺杀民众，3死8伤。去年底，前东德地区的马格德堡也有沙地阿拉伯移民驾车冲撞，6人死亡、299人受伤。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一系列的社会安全危机，也使德国社会思潮转变，大多认为收紧移民政策是必要的。

欧洲近黄昏了吗？

克拉斯捷夫是保加利亚学者，代表中东欧的“新欧洲”观点，从他的书里，不难发现他有着与欧盟西部知识分子不同的视野。中东欧有独特的历史经验，使他们对难民危机相较于德国、法国以及北欧国家来得保守。

克拉斯捷夫指出，在“苏东波剧变”后，东欧大量的青壮年人口流失到法国、德国等发达地区，如作者所在的保加利亚，在后冷战时代就有十分之一的人口离开家乡，到他乡打工，因此留守的当地人面对（比例上）更多的难民、移民，使他们的生存恐惧感更强烈，担心自己的种族被外来人替代。

而且中东欧在融合吉卜赛人（罗姆人）方面失败了，中东欧人并不相信自己的社会与国家可以融合他者。这些因素决定了中东欧国家更抗拒外来难民以及非法移民。

作为中东欧人，克拉斯捷夫提出一个充满想像力的观点。他把欧盟的危机比喻为类似“奥匈帝国”的崩溃，认为欧盟“或许会哈布斯堡化”。

他指出，欧盟或许像奥匈帝国这样的“哈布斯堡帝国”一样境内有多民族，看起来无比强大，但是内部凝聚力与动员力松散，在一战中不堪一击，被肢解收场，历史的悲剧可能重现。

欧洲面对三大危机

克拉斯捷夫认为欧洲面对多重的结构性危机：
第一，对二战的共同记忆曾是欧洲整合的重要动力，但对于年轻世代来说，纳粹历史已变得模糊，历史经验不再构成团结的基础，导致欠缺整合的动力；
第二，欧洲在冷战结束后，失去了作为美苏对抗舞台的地缘政治中心地位，外来威胁不足以作为欧洲整合的动力；
第三，随着人口老化与资本主义全球化，战后以来的福利国家模式陷入财政困境，民主国家的再分配能力大幅削弱；
第四，欧洲的后现代、多元文化与世俗主义有特色，但是对世界各地可能没有太大的参考价值，可能会面对加拉巴哥化（指独自对本地“最适化”，丧失和区域外的互换性）。
面对欧洲众多的危机，克拉斯捷夫认为欧盟还是有机会避免悲剧的命运，但是要展开大约七点改变；
第一，欧洲不应尝试同时面对众多的敌人；
第二，应该采纳一部分极右的理念，如保护好边界；
第三，采取一些态度上的改变，如表明自由贸易可能不是双赢的；
第四，不要盲目相信进步是线性的（不会倒退的）；
第五，对疑欧的民粹势力给予一定的妥协，使欧洲民众对欧盟更有信心；
第六，与其展示欧盟的价值取态，不如展示欧盟的生存能力；
第七，参考1981年西班牙未遂政变的经验，平时意见极端对立的3位从政者在那一刻放下歧见，捍卫宪政秩序，最终使政变破产。

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他们所处的这个政治体系消失了，他们之间的政治对立也会失去意义。

在2020年，在英文修订版的“后记”里，克拉斯捷夫补充新的观点，他认为欧盟已降低了自己的期望值，“已从一个希望按照自己的形象塑造世界的传教士，转变为一个专注于保护其政治方案的特殊性质的修道院”，通过对英国脱欧过程的羞辱，使后来的欧洲极右势力虽然仍发展迅速，基本上放弃“脱欧”的想法。

欧盟深陷“民主赤字”

在欧洲难民危机爆发两年后、英国脱欧公投后1年的2017年，德国富影响力的历史学家温克勒出版了反思欧洲与美国危机的著作《西方的困局：欧洲与美国当下的危机》，并在2019年由中信出版社翻译成中文。

温克勒认为欧洲面对三个方面的困境：
第一，在《马斯垂克条约》签订后欧盟进一步整合，设计强调超国家机构的效率与稳定，却牺牲了民众对政治参与的感受，如欧洲委员会权力很大，但并非由人民直选产生，温克勒称为“民主赤字”，而且欧盟要求各国在货币、司法、边境、贸易等领域让渡部分主权，但是并未能在政治层面建立相应的“欧洲共同体认同”；
第二，难民危机突显了欧盟内部的价值分歧，东欧的成员国匈牙利与波兰就拒绝接受难民；
第三，德国的学者拉方丹和哈伯马斯都有“后民族国家”的理想，像期望欧洲走向联邦化，更像一个整体，但是多数成员国仍强烈维护民族身分与主权，欧盟的人民对超国家机构的认同有限，使一体化的动能不足。

在今日的“跨大西洋关系危机”爆发前的8年，温克勒已察觉美国与欧洲的关系不再一样，他认为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冲击了战后美国推动的“自由主义秩序”，否定自由贸易，也怀疑北约与欧盟的价值。他认为欧盟大西洋联盟未来可能难以再是一体的价值共同体。

欧洲应承担安全责任

面对美国在自由主义秩序退却，温克勒主张欧盟无法取代美国在军事与全球外交上的主导地位，但是在特朗普时代，欧洲应当承担起捍卫自由民主价值的责任，而且强化内部整合，尤其在安全与外交上发声一致，以保存“自由世界的火种”，然而，温克勒当时就对此愿景不乐观，因为欧盟内部分裂，内部民粹主义兴起、经济结构不平衡，令欧盟能否作为西方价值的代表，备受挑战。

他引用捷克裔法国政治学者鲁普尼克的观点，认为“自由主义周期”在1989年东欧剧变后开始，目前则有面对终结的危机，而中东欧国家的“非自由民主”（如波兰、匈牙利）则在挑战西方的自由秩序，对西方价值观（人权、新闻自由、司法独立）采取选择性接纳。
温克勒8年前较克拉斯捷夫对欧盟的未来稍为乐观一点，认为欧盟虽然面对信任危机，但不等于再走向解体，他认为欧盟可以通过“多速欧洲”与“辅助原则”。

“多速欧洲”意指允许部分国家在特定领域加快整合步伐，而其他国家则可选择较缓的速度参与，例如欧盟就分为“欧元区”与“非欧元区”、“申根区”与“有边境管制的国家”等等；“辅助原则”则是指主张只有当成员国无法有效处理某项事务时，欧盟层级才介入，旨在尊重成员国的主权与多样性、避免过度集权的“欧洲超国家”幻象，以恢复欧盟的信任与合法性。

在《西方的困局》的最后部分，温克勒对于欧盟的未来仍然怀着一丝乐观的愿景，认为马克龙当选法国总统，是自由派与欧洲整合理念的象征性反弹，法国与德国也开始主导更多欧洲安全、外交与财政整合的倡议，欧盟的进一步整合仍有望推进。

新闻来源:亚洲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