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像一下，有一位時常補貼他孩子的父親。由於孩子揮霍無度，孩子向父親討更多的錢。
你認為孩子向父親討更多的錢是對的嗎？當補貼過少，並不足以生存的時候，這是對的。現在造成憤怒的，並不是要求更多，而是揮霍無度。
把消費稅這個課題，置入這個故事中，“父親”是國民，“孩子”是政府，而“補貼”是稅。
政府有其理由，申訴是因為現有繳稅的民眾太少了。
2014年，首相納吉指出，10個國民中隻有1個繳稅。這個比例可以算是“不足以生存”，尤其是在面對好幾十年來連續的財政赤字。
無論如何，讓馬來西亞人憤怒的是政府的“揮霍無度”。
貪汙影響納稅意願
一連串令人反感的貪汙報告（濫用資金）以及低效率的公共領域，更加緊了先製止這些“揮霍”，而不是實施更多稅務。
大馬人所擔心的是，這些從消費稅所得的額外資金，是否被好好利用。
在2015年4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實施消費稅期間，政府通過消費稅收取了超過270億令吉。
另人感到意外的是，這些額外收入並不足以抗衡國際油價下跌造成我國原油收入驟降，所帶來的危機。
在2016年1月財政預算案修正時，首相納吉宣布，我國來自原油的收入下降將近140億令吉。
短期痛楚長期獲益
原油價格從高峰期每桶100美元，跌至最低每桶26美元，直至中東和俄羅斯在供應方面聯手，原油才回彈至每桶40美元。
接下來，原油出口國的政府，包括大馬，宣布了叫人沉重的預算案削減。給予的理由是，原油價格暴跌。
由於聯邦政府的債台高築，以及來自國油公司的收入（股息）減少，大馬政府就調整財務政策。
消費稅隻不過在一年前才實施。盡管在實施初期有些阻擾，消費稅卻帶來了比意料中好的收入。
它同時也成功地擴大了我國納稅人的人數。盡管如此，消費稅的實施還是面對一些缺陷，因為它的實施是相當混亂和花費偏高。
減緩國家財赤
消費稅加重了中低收入層級消費群的負擔，人民依然對政府可否會妥善使用這筆額外的收入感到質疑。
雖然有許多人認為消費稅是“不好”的，但是這依然是一個長期的財務策略，以提高國家收入，減緩財政赤字和債務。
因此，“不好”應該是指，（i）消費稅所帶來的額外收入，可能會造成更多的揮霍和貪汙；（ii）額外的消費稅收入並沒有被好好利用。
在我國，有些人會認為這兩個財務調整（消費稅和削減預算案）是必須的，尤其是在如今全球經濟不景氣的時候，但是也有些人認為這是“錯誤且迫近”的選擇。
也有些人認為，政府沒有“選擇”。盡管如此，大多數的消費人會認為“這不是我的選擇”。
既然消費稅是“短期痛楚，長期獲益”（如果它的稅收可以妥善利用的話），削減預算案，尤其是在教育與保健卻是相反地屬於“短期獲益，長期痛楚”。
公共醫療保健遭殃
2016年1月，衛生部的預算案中的撥款將會調低10%，或是減少2億5000萬令吉至3億令吉之間。
對此，衛生部長還相當正面，他認為撥款減少了，可用醫療領域中各個層次的效率增高來補救。
不過，在預算案中削減了醫療保健的撥款，仿佛敲響了好多記鍾。
例如，減少撥款予保健醫療是否會影響或拖遲經濟轉型計劃的進展？我國公民，尤其是那些依靠公共設施（如：政府醫院）受到拖累，因為公共醫療的撥款已經減少了？私人界是否可以填補公共設施所留下來的空缺？公共與私人界的醫療保健費用的差別呢？
我國一般對於公共領域資訊保密的情況，引起辯論與討論，以尋找出有效或緩解措施，在削減預算案後保障公眾的福利。
無論如何，有一方面必須獲得高度關注，就是低投保率，意即對公共醫療設施的依賴，或是“菩薩保平安”的觀念依然非常關鍵。
在美國，可負擔醫療法令（或者為大家所熟悉的“奧巴馬醫療”）定義可負擔醫療保險，成本低於扣除補貼後的可調整年收入的8%。
如果他們的國民無法尋獲低於家庭收入8%的保單，打從2014年起他們就無需保單。不過，大部分美國人都可在私人市場找到可負擔的保險配套。
那大馬又如何？可負擔的保險保單也有很多。可是，願意花費在保險的數額相對的低（參閱表1）。
雖然在1990年至2014年期間增加了1.5%，大馬人在保險的消費，隻不過是占了國民總收入（GNI）的4.4%，也就是相等於奧巴馬對美國要求的一半。當然也有一些計劃在擴大私人保險界，不過這卻需要時間。
在我們還沒有達到美國或發達國家水平之前，削減醫療保健的撥款，很大可能會為國民帶來負面影響。
大學研究撥款減少教育水平恐加劇低落
大馬教育界的學術人員或行政人員或許已察覺，這種低效率的風氣也衍生至教育界。
世界大學的排行相對地低，加上國際評估計劃（PISA）的成績不理想，幾乎確定了我國的教育水平不斷下降。
這些都需要幾個年代的努力、多數的資源（財政預算案的撥款和私人投資）和許多品質的鑒定（大馬品質機構，MQA的鑒定），以提高我們的教育水平。
試想想，這些剛才提及的措施，在沒有妥善的基礎改革之時，卻突然因為預算案減少撥款，接下來會有什麼結果？
與2015年的財政預算案相比，高教部的撥款減少了24億令吉，隻獲得133億7800萬令吉。國立大學的撥款減少了14億4200萬令吉。
馬來亞大學相信是受影響最大的大學，撥款削減了27.3%；北大削減了19.31%；理大削減了17.14%；工大削減了16.53%。
或許我們可以想象的是，由於撥款減少，許多國立大學都停止訂閱學術期刊的資料庫；國立大學與私立大學來自政府的研究撥款都減少了。
這些舉動都可能會嚴重打擊學術人員的研究能力，以及剝奪了學生需要的教材（網上期刊以及書本）和各種科學研究的器材。
此外，對於現今的環境缺乏樂觀的前景，加上消費稅提高了生意成本，造成私人界減少給予私人教育機構的撥款或讚助。私人教育界的激烈競爭，造成私人教育機構的賺幅和學生人數減少。
學術研究教學失動力
政府和利益相關者應該明白，研究和教學是生產力增長的重要資源。生產力則是經濟增長和永續發展的重要資源。
根據生產力的輸入（資本、勞動力等），由教育、研究以及革新（科技進展）所促成的生產力才是持久的。
1990年代亞洲奇跡，就是一個很好的學習例子。
需革新思維推動持久增長
東南亞和韓國多年來持續維持高增長，就被稱為“亞洲奇跡”。無論如何，諾貝爾經濟獎得主保羅克魯曼就指出，“奇跡”其實歸功於人口的增長。
他提醒我們，這個奇跡並不能持久，因為這些國家的生產率已經靜止，甚至稍微下降。
克魯曼的看法告訴我們，亞洲國家用“實幹”增長，而西方國家則用“靈感”（革新／科技／生產力）推動增長。
實幹並不能持久，而且影響力並不是很見效。革新力需要定期地投資在教育、研究以及發展，尤其是在科學和科技方面。
重要的並不隻是金錢投資，正確且良好的政治意願也是必須的，以提供更有效的資源以和孕育革新的思維。
突然減低預算案給予教育的撥款，將會剝奪教育開銷所需。它同時也給予人們一個不好的印象：教育在國家的議程裏並不重要。
一旦我們欲通過教育、科學以及科技推高生產力的動力停止，過後就很難再重新回到高速增長了，牛頓的力學定律是這麼說的。
因此，政府可否要承擔長期的痛楚、短期獲益的風險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