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經濟放緩時期，情況往往會在好轉之前變得更糟，而這也在9月底推出了冠病疫情以來最大刺激方案的中國身上得到了印證。
政府政策的忽然出台，讓許多人感到意外，但這類政策突然轉向，對中國來說其實並不新鮮。
2021年對互聯網行業的監管打擊、2022年“冠病清零”政策的終結，以及2014年以來計劃生育規則的變化都是類似的急轉彎。
在最近出版的《高壓線：中國是如何監管大型科技企業和治理經濟的》一書中，我解讀了中國政策製定的三個決定性特征：等級製、波動性和脆弱性。
中國自上而下製定強行製定政策（等級製）的中央集權決策架構，會催生各類突發而劇烈的政策轉變；這些政策經常遵循周期性模式，在緊縮和寬鬆之間搖擺不定（波動性）。
同時即使出發點是好的，這些政策也常常會產生可能需要很長時間，才能顯現的意外後果，而等當局意識到時往往要付出高昂的代價方能扭轉局面了（脆弱性）。
中國對日益緊迫的通縮威脅的缺乏應對，就完全符合這一模式。
盡管一年多來各種警示信號已經很明顯，但出於一些（合情合理的）原因，政府一直不願采取大膽措施來重啟經濟增長。
最值得注意的是，當局早已敏銳地意識到有必要擺脫經濟對房地產和基礎設施投資的傳統依賴，轉向如高科技創新等更可持續的增長來源。
然而，中國仍在努力擺脫2008年大規模刺激政策的影響，特別是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積累的過度債務——這種趨勢在幾年前將中國推向了係統性金融風險的臨界門檻。
此外，中國最高領導層擔心消費驅動型增長，可能會讓本國成為一個福利國家，而這在他們看來是浪費和低效的，不符合他們對中國作為自力更生的工業和技術強國的長期願景。
通縮越久代價越高
因此，中國政府沒有聽從采取大膽刺激措施的呼籲，隻是采取了一些溫和措施來阻止經濟下滑。
不出所料，這些措施對通縮威脅收效甚微。
與此同時，政策製定者專注於維持財政紀律，同時繼續投資於生產——即便這加速了太陽能電池板和電動汽車等行業的產能過剩，並因此加劇了與世界其他地區的貿易緊張局勢。
現在，中國正面臨著以通縮和停滯為特征的日本式“失去的十年”。
經濟學家警告說，通縮持續的時間越長扭轉這一狀況的成本就越高。
突然180度轉向
幸運的是，中國領導人似乎終於聽進去了：政府突然180度轉向，開始全面動員其貨幣和財政工具來拯救搖搖欲墜的經濟。
這是正確的舉措，因為目前中國需要的正是大力刺激經濟。但此舉並非毫無風險。
股市對刺激措施做出了熱烈反應，創下了自2008年以來最好的單周表現。鑒於投資者預計政府將出台更多財政措施來支撐經濟，投機行為也因此猖獗起來。
應恢複地方分權
現在人們擔心突然注入經濟中的資金，可能會造成股市泡沫，為下一次金融危機埋下隱患。
如果這種風險成為現實，中國政策製定者就將再次面臨一個打地鼠似的危機管理局面——這邊剛剛撲滅一場危機，那邊另一場危機又冒頭了。
為了避免這種結果，中國必須采取措施去盡可能減少政策幹預帶來的意外後果，比如建立實時、準確的反饋機製，以便在泡沫形成和危機爆發之前進行中期修正。
更重要的是，中國必須破除其基於自上而下法令的倉促、戲劇性政策轉變習慣，回歸過去那種行之有效的做法：基於分權式政策試驗的漸進式改革。
這種實驗是中國市場改革進程最初三十年的標誌——當時經濟實現了年複一年的兩位數GDP增長。
通過賦予地方當局權力，利用本地知識和測試新想法，中央政府實現了了層出不窮的政策創新，但近年來它卻越來越依賴不利於經濟的自上而下決策。
權力重新下放
大膽的刺激措施，可能會為中國贏得時間，但無法帶來持久的繁榮。為此，中國必須采用曾推動其崛起的分權治理方式。
這意味將權力重新下放，鼓勵地方當局測試那些適合本地情況的解決方案的自下而上舉措。
問題是，北京是否願意在追求對經濟長期掌控的過程中，放棄任何控制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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