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們對中國經濟前景的疑慮與日俱增之際，印度的崛起則吸引了越來越多的關注，其中有人預測該國將成為發展中世界的下一個經濟巨星。
不過您是否相信印度會成為“下一個中國”，可能取決於您更認同“年輕”還是“年長”的熊彼特邏輯。
作為20世紀最著名的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提出了“創造性破壞”的概念，描述了新的創新如何在某種程度上通過淘汰舊技術來實現經濟轉型。但熊彼特關於經濟活力和發展的觀點並非一成不變：他最初強調企業家精神的首要作用，後來又認識到了大企業的重要性。
中國的優勢
因此在評估印度的前景時，“年長”的熊彼特可能會關注該國產生的大企業數量。在這方面印度遠遠落後於中國，僅有8家《財富》全球500強企業，而後者則有135家。
中國在短短幾十年間就取得了相對印度的領先優勢：1990年代初中國有三家500強企業，而印度隻有一家。
在人均收入方面，中國也遙遙領先於印度。1978年就是中國啟動得以實現其“經濟奇跡”的“改革開放”政策之前的那一年，兩國的人均收入約相當於美國的5%。
到2010年代初中國的人均收入已相當於美國的20%，而印度僅為10%。
目前中國和印度的人均收入分別是美國的33%和13%。
大企業推動經濟
中國在培育世界級大企業方面遠比印度成功的事實，或許有助於解釋這種差異。
正如我和我的同事在2013年所展示的那樣，大企業對經濟增長貢獻巨大。相比之下數量更多的中小企業隻是與更快的經濟增長存在相關性，這表明可能是經濟增長推動了中小企業的發展而不是反之。
正如“年長”熊彼特可能指出的那樣，這類狀況的原因之一就是大企業傾向於在國內開展研發和營銷等高端和高附加值活動，而在國外開展低附加值活動。
雖然後者可以促進增長和知識轉移，但後發國家要想打入全球經濟的高端領域就必須將其轉化為本地所有的創新型大企業。
“年輕”熊彼特或許會對印度留下更深印象，因為事實證明印度完全有能力創造出“獨角獸”——也就是估值超過10億美元的私營企業。
截至去年印度擁有91家這類企業。當然擁有368家“獨角獸”企業的中國在這方面也遠超印度。
但在全球範圍內印度仍然排在前四位，仍落後於美國（1524家）和英國（153家），但領先於德國（64家）、巴西（30家）和韓國（29家）。
然而印度《財富》全球500強企業與獨角獸企業之間的數量差距比也很明顯。2020-2023年印度的這一比率僅為0.1，而中國為0.4，德國為0.5，巴西為0.25。而因經濟被大企業把持而落下惡名的韓國，該比例則尤其高，達到0.6，意味著大企業實際上促進了獨角獸的崛起。
借鑒韓國
這可能是通過幾個渠道實現的。一是通過雇傭員工來傳播相關技能和技術訣竅。比如Naver（基本上就是“韓國穀歌”）的創始人就曾供職於三星公司。
另外則是直接投資：中國科技巨頭騰訊就作為股權投資者支持了數百家初創企業。
更年長的熊彼特可能會爭辯說如果印度想成為與中國齊名的經濟超級大國，那就應該更多地關注大型企業的發展。
事實上如果沒有本土大企業來推動增長和投資，印度的創新型初創企業很可能會被外國巨頭收購。
如果要避免這種“腦力流失”就必須努力幫助初創企業在印度國內迅速成長，使其成為未來的旗艦企業。
韓國和台灣之所以能成為高收入經濟體，靠的就是三星和台積電等幾家大企業的發展壯大，而不是成千上萬家中小企業。為培育初創企業創造良好的製度或投資環境可能需要幾十年的時間，而將資源和能力集中於少數幾家企業使其成長為領先旗艦所需的時間則更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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