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明顯，中國在為其經濟轉向以內需為主的發展模式而努力，而轉向立足所謂“內循環”的戰略顯然需要創造更大的國內市場。
這一點對擁有14億人口的大國而言似乎是理所當然的，但事實上並非那麼容易。
迄今為止，製造品的出口和對資本的投資仍然是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推手。事實上，中國經濟發展最快的時期是上世紀90年代到本世紀頭10年的20年，正是成功執行了出口促進戰略的結果。
彼時，盡管中國並沒有完全放棄進口替代戰略，但由於要克服外彙短缺對進口技術的製約，改革領導人在1987年試圖在沿海地區推行所謂的“外向型發展戰略“的試點，通過吸引外資和興辦合資企業來發展勞動密集型的加工出口，參與“兩頭在外、大進大出”的國際大循環，以便獲得更多的外彙。
從此，出口促進戰略也把中國與世界經濟緊緊地融合在了一起。
少子化老齡化
得益於其超大的國家規模，中國保持了全球製造中心的地位且維持至今。但這也埋下了該成功模式的效力最終衰減的種子。
過去10年，中國經曆了日本和韓國曾有過的劇烈人口轉變，使得中國很快就達到困擾東亞高增長經濟體的極低生育率水平。加上上世紀60-70年代的嬰兒潮時期出生的人口——曾支持中國強勁增長的人口紅利——突然進入了退休期，而且在未來10年會以每年約2000萬人的規模退出勞動力市場。
少子化和老齡化刺激了中國家庭更高的儲蓄傾向。這會讓一個正需要依托更大的國內消費市場來維持未來發展的國家前景變得不明朗。
出口戰略抑製內需
更重要的是，長期在國內執行出口促進的發展戰略，國內市場的創造進程比預想的要緩慢得多。
這是因為，為了維持出口競爭優勢，出口促進戰略需要國家以較低的土地租金率、彙率、利率、工資率等要素價格予以配合。
不利創造國內市場
即使中國今天擁有巨額的外彙儲備，當局依然對其彙率形成機製設置走廊。這種彙率機製對出口有利，但對創造國內市場不利。
利率政策也是如此，中國的實際利率長期低於GDP增長率，鼓勵了資本錯配，缺乏可以用來平衡投資與消費的調整機製。
工資率更是帶有部分計劃經濟的色彩，努力在低工資與低物價之間保持平衡。雖然過去這些年勞動報酬在GDP中的份額有所上升，但平均水平依然顯著低於大多數國家。
由於政府幹預過多，勞動力市場地區分隔，且就業製度不夠發達，中國並沒有一個同步與經濟發展和生產率的變化的工資調整機製。
而且，政府的支出又長期習慣於支持基本建設和資本形成，用於提供家庭開支支持和社會福利項目的支出長期過低，這解釋了中國家庭的預防性儲蓄至今為何居高不下。
要真正轉向以立足國內大循環為主的戰略，作為大國，中國需要要將出口促進戰略轉向進口促進戰略並最終保持戰略中性。
進口促進戰略是一個依靠並不斷創造和擴大國內市場的發展戰略。理論上說，進口促進對任何一個靠出口促進戰略實現經濟發展的國家可能都是不可避免的選項，但毫無疑問，這個戰略對大國經濟的意義更大、更重要。
轉向進口戰略
轉向進口促進戰略的意義在於，一個早期成功依賴出口促進戰略實現經濟發展的經濟體，不可能繼續依賴出口促進戰略來實現更高階段和更高福利水平的經濟發展。
本幣升值 降低關稅
如能轉向進口促進戰略，不僅有助於緩解與主要貿易夥伴長期維持的不平衡關係，而且通過改變國內長期受到幹預的彙率、利率和工資形成機製，有助於保持工資與名義GDP增長實現同步化的機製，提高國民的收入，從而也會極大促進國內服務業更大規模和更高質量的擴張——在出口促進戰略下，服務業是被抑製的。
同時，通過本幣升值和降低關稅來促進進口，特別是讓進口消費品的價格降下來，可大為改善中國家庭的消費需求和消費者福利。而且，因為實際利率的提高，也緩解資本錯配和改善資本回報率，壓低投資在GDP中的比重，從總體上幫助經濟真正實現需求的再平衡。
最重要的是，政府無需再像過去那樣被過度投資和債務綁架，從而可以將更多的政府預算為國民的保障而買單，以顯著減輕家庭為日後的養老、醫療、育兒和子女教育而承受的巨大負擔。這對釋放國內消費需求潛力至關重要。
有助技術創新升級
進口促進戰略不是進口替代戰略，所以不會抑製貿易部門，反而因為國內市場的擴大和內循環的形成，而有助於中國企業更好地致力於技術創新和技術升級，並形成自主技術複雜產品的出口能力。
從日本、韓國等東亞經濟的經驗和教訓來看，這個戰略調整對中國的未來發展可謂意義非凡。日本因為戰略調整嚴重滯後而付出了沉重代價；而韓國經濟發展令人最為懷念的黃金時期（1987-1996），恰是因政策調整而實現的工薪收入與勞動生產率增長同步和消費增長最快的時期，隻是這一局面沒有在戰略上維持下來，後被金融自由化的浪潮所淹沒了。
前車之鑒，後事之師。中國或能避免類似的命運，以實現經濟再平衡和持續的增長。
視頻推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