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18日，中國共產黨機關刊物《學習時報》在其頭版刊文發問，為什麼民營企業發展的“隱性壁壘”長期破而不除？文章認為，根本問題還是在人的心裏、頭腦裏、觀念裏，這才是阻礙民營企業發展隱藏得更深的“隱性壁壘”。
那麼，“隱形壁壘”究竟表現在哪？筆者以為有如下幾點，而且這些正是黨刊明知而不便道明的內情。
企業主政治地位動搖
第一，民企經營者政治地位動搖。按中共文革及之前的階級鬥爭理論，民營企業主是資本家或起碼是小業主，屬於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是剝削階層，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對象。
中國改革開放之後，中共的中心任務從階級鬥爭轉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將國家的發展階段確定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並將國家經濟形態確立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在市場經濟下，企業主雇工及剝削工人“剩餘價值”被合法化；企業的經營與管理活動也被歸類為等同於工人階級的“勞動”。企業主與工人之間不再是剝削與被剝削的關係，而是經營者與勞動者的關係。
這樣，極大地調動民營企業的積極性，刺激民營經濟的大發展。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民營經濟的壯大，民營企業家的政治地位需要更明確地加以確立與提高。於是，在江澤民、朱鎔基時代，“三個代表”被提出來，並寫入黨章。
三個代表”要求中國共產黨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求； 始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 始終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三個代表”之下，中共的大門向民營企業主敞開，成千上萬的企業主、個體經營者加入中國共產黨；昔日的鬥爭對象成為同誌，民企的地位空前提高。
然而，中共十八大後，強調“不忘初心”，似乎回到了共產黨是工農階級先鋒隊的前期定義，“三個代表”成了過去式。民企的地位也隨之發生動搖；加上中國內地在2021年全面實現小康社會後，提出“共同富裕”為新目標，且並未對何為“共同富裕”及如何實現“共同富裕”做出清晰地定義與解釋，動搖了民企及民營企業家的信心。
鞏固政權優先經濟活力
第二，鞏固政權優先經濟活力。中共擔心民企做大削弱執政基礎，擔心再現類似俄羅斯的“葉利欽效應”。後者是地方政府架空中央政權，而中國內地非公經濟壯大超越公有經濟，可能致使中共政權經濟基礎不牢，政權不穩。
2012至2021年，中國民營企業數量從1085萬7000戶增長到4457萬5000戶，10年間翻了兩番，民營企業在企業總量中的占比由79.4%提高到92.1%，在穩定增長、促進創新、增加就業、改善民生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成為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
中國民營企業經濟總量超過60%，就業人數占80%；加上外資，非公經濟這一塊超過公有製經濟已經十分明顯。關鍵是前者有效率，後者還滋生貪汙腐敗。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這樣，“國進民退”自胡錦濤、溫家寶政府時期即構成政府的一些政策行為。“國進民退”是鞏固政權的需要，卻將導致經濟活力及經濟增長的喪失。
國企壟斷構不公平競爭
第三，民企始終面臨不公平的競爭環境。國企壟斷地位對行業、對資源、對公平競爭環境的侵蝕，對民企構成不公平競爭。國家政策層面要求的國企與民企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待遇平等“四個平等”，在現實中並沒有很好地做到。
第四，政治、政府對民營企業正常經營的幹預。泛政治化使得民企窮於應付、疲於奔命。政治學習、政府檢查、企業設立黨支部、工會等，不僅流於形式主義還勞民傷財，更是對企業正常經營的幹擾與破壞。
企業家都入了黨，成為中共的一員，中央就不必擔心壯大了的民企不聽黨的話；沒必要在企業設立黨支部，企業老板可由當地黨委直接領導；若不是黨員，企業領導可由當地黨委統戰部的關聯團體即工商聯在政治上指導，對其進行統戰工作。
因此，看不出有何必要將黨支部設在企業上。讓企業管理層既要面對黨委又要面對工會，夾在兩者之間，消耗經營者的精力，削弱了企業面對市場的動能。
視頻推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