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稅行為自古有之，但全球化已經將避稅逃稅行為以及洗錢轉變成了一種有利可圖的商業模式。
在過去幾十年間開曼群島、百慕大、塞浦路斯和愛爾蘭等離岸避稅地紛紛湧現，使企業和富人能夠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去藏匿利潤和個人財富。
雖然儲存在離岸避稅地的財富數量是出了名的難以統計，但2018年的一篇論文估計全球GDP中有近10%的被存放在了低稅率地區。
近年來諸如“巴拿馬文件”、“天堂文件”和“潘多拉文件”等引人注目的泄密事件，揭示了這個影子金融係統以及全球商業和政治精英們使用的避稅方案。每一次揭露都會引發公眾的強烈抗議和改革要求，就連教皇方濟各都宣稱逃稅是一種罪。
而俄羅斯對烏克蘭的入侵則展現了避稅地在支持專製政權方面的關鍵作用，也凸顯了管控離岸金融的迫切需要，同時也表明了我們在這方面所取得的進展是多麼微小。
比如經合組織於2013年發起了稅基侵蝕和利潤轉移倡議——一個旨在確保跨國企業支付其公平份額的一攬子企業稅改革。雖然有138個國家讚同該倡議，但它迄今為止都未能取得多大成果。
正如2020年發表的一篇論文所指出的那樣，該框架未能引入適當的會計準則，致使其無力能力應對一些更為惡劣的企業避稅和逃稅形式。
缺乏進展的一個原因，在於稅基侵蝕和利潤轉移倡議和其他類似項目不可避免地遇到了一個集體行動問題：如果想讓稅收改革有效，就必須征得所有國家的同意。
但盡管一些國家試圖打擊逃稅，其他國家卻樂於通過降低稅率和增加信息共享難度來吸引外國資本。許多西方國家多年來一直從非法財富中獲益的事實——比如允許這些錢以購買倫敦和紐約等地房產的方式洗白——使這一問題更加複雜。因此促進全球稅收改革的努力已處於停滯狀態。
但這場戰鬥還遠未結束。公共債務和赤字的增長迫使西方政府四處尋找新收入來源，而那些避稅地則是顯而易見的目標。公眾對收入和財富不平等的憤怒同樣給政策製定者施加了巨大壓力，迫使他們打擊海外避稅產業。
俄烏戰爭帶來改變
但烏克蘭戰爭才是真正改變了遊戲規則的事件。俄羅斯總統普京及其親信多年來一直依靠那些位處離岸避稅地的空殼公司來為他們公然貪汙腐敗、幹涉選舉、顛覆民主體製以及炮製政治宣傳和虛假新聞等行徑提供資金。
那些長期被視為普京政權傀儡的俄羅斯寡頭一直是這類操作的核心，利用隱藏在各種離岸避稅地的資金來拉攏歐美極右翼極端分子。
特朗普的私人律師邁克爾·科恩在2016年向色情電影女演員斯托米·丹尼爾斯支付封口費所使用的空殼公司，就據報曾經從一家與俄羅斯寡頭維克多·維克塞爾伯格相關聯的公司收到100多萬美元。
而當法國極右翼的國民大會黨（當時稱為國民陣線）於在2014年從一家俄羅斯銀行獲得1200萬美元貸款時，該黨創始人兼前領導人讓-瑪麗·勒龐則從一家與前克格勃特工有關的塞浦路斯離岸公司處獲得了另外250萬美元貸款。
自俄羅斯去年2月全面入侵烏克蘭以來，那些原本貌似各自獨立的醜事已被視為係統攻擊西方民主製度的其中一部分行動。
多年來普丁的寡頭們廣泛利用俄羅斯的離岸資產——其規模估計比該國官方外彙儲備大三倍——來資助那些親克裏姆林宮的宣傳機構、智庫，極右翼政治家和激進團體。
愛爾蘭街道。
(彭博社)別隻做表面功夫
被侵略所震驚的西方政府迅速對普丁的政治盟友實施了各項製裁，凍結俄羅斯寡頭的資產，沒收他們的遊艇和別墅。但這些舉措隻是些表面功夫。
如果西方政府真想保護自身和其他人免受俄羅斯幹擾，就必須認真打擊離岸避稅地，因為這些地方限製了它們實施經濟製裁的能力。關鍵還要懲罰那些為俄羅斯洗衣店這類洗錢計劃提供方便的金融機構——據報道奧地利梅爾銀行和其他一些金融機構都參與其中。
包括烏克蘭總理丹尼斯·施米哈爾在內的一些人士都提出俄羅斯應當承擔烏克蘭重建的部分費用（總費用目前估計超過1萬億美元）。為此國際社會可以把俄羅斯寡頭的海外財富利用起來。
除了屬於俄羅斯政府和國有企業的凍結資產外，在倫敦梅菲爾區、法國滑雪度假勝地庫爾舍維勒和意大利科莫湖畔也有大量（房產可供拍賣以籌集）重建資金。
通過展現離岸金融體係對基於規則的全球秩序構成的威脅，烏克蘭戰爭為西方政府提供了一個獨特的契機去實現更公平的稅收，減少不平等，遏製腐敗並消除對全球穩定的威脅。
如果浪費了這個機會，我們就將付出沉重的代價——在稅收損失、民主侵蝕和人員傷亡方面。借用一句列寧的名言：我們決不能讓俄羅斯向我們出售用來要吊死自己的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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