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聽朋友說，目前的亂局正好直接或間接為中國倡議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深耕的沃土，同時也讓國際社會反思現有的全球治理模式和國際秩序的時效性。
誠然，這個人心動蕩不安的年代，對“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來說，既是最好的機遇，也是挑戰空前嚴峻的時代。
無可否認，經此一疫的考驗，中國的治理模式已證實具備管控疫情的能力。相形之下，去年歐美哀鴻遍野的狼狽，卻暴露本身治理模式的不堪考驗。孰優孰劣，高下立判。然而，中方不必以此作為批評、貶損西方治理模式和社會體製的根據。一些論述在為輸出中國經驗、中國模式而歡呼之餘，硬把中外雙方管控疫情的成敗，當作評比體製優劣的標準。這正好授人以柄，一方面坐實西方國家政客與媒體的指責，稱中國有意挾“馳援抗疫”之便，改變現有的國際秩序；另一方面，也恰好正中西方國家極力凸顯意識形態分歧的下懷。
避戰贏取空間時間
其實，這種爭議評比對己對人都毫無好處；相反的，它隻會為自己樹敵，尤其是與自己不同體製的受疫國會倍感侮辱，因為有關體製畢竟是由當地人民決定的。中國的社會主義模式如此，西方的資本主義模式亦然。這種受辱感在挑動下很容易會發酵成“反華”情緒，足以抹煞中國先前“抱疫馳援”的德行善因。
環顧全球，必須承認的事實是：體製與中國相仿的畢竟寥寥無幾。在避免物傷其類的情況下，面對美國不斷挑動意識形態的對峙，選擇避戰應該是當前的上策。這不等同懦怯；相反的，不要輕易墜入美方的陷阱。對外，中方才能贏取更廣的空間和時間去應對疫後的經濟變局，以及推進“一帶一路”高質量的發展；對內，實現“兩個百年”的宏願，才是重中之重。
爭話語權行穩致遠
值此百年變局，中國在現有的全球治理框架下，可選擇繼續扮演大國擔當的國際角色，並在全球危機面前，努力開拓與行使本身的話語權，而不必急於填補或取代美國領導全球的角色。這是當前形勢下，行穩致遠的選擇。
就以當下尚待完善的全球抗疫為例，由世界衛生組織扛起領導大旗是理所當然的。在這個平台上，中國的積極主動參與也是名正言順的，不容任何國家的爭議與幹擾。其道理與中國積極參與聯合國的“維和”行動並無二致。
猶記得去年疫情爆發期間，中國極力配合世衛組織：及時通報疫情，以及防控與治療疫情的資訊分享等，廣獲世衛、醫學權威雜誌《柳葉刀》等國際有良知的專家學人所認可與讚賞，是不可抹煞的事實。
時至今日，中國根本無需在病毒溯源的問題上，老是處於被動，動輒對歐美等國針對性的指責作出反應。相反的，美國卻可選擇對有關德特裏克堡陸軍生化研究實驗室案，相傳因為出現紕漏而驟然關閉的疑慮裝聾作啞，任由西方資本控制的國際媒體視之為“陰謀論”，進而大而化之。
近來，世衛組織秘書長譚德塞對華態度的轉變，前恭後倨，同時不敢在病毒溯源問題上秉公處理，無差別要求中、美乃至其他早期爆發疫情的國家開放備受質疑的設施，供國際團隊作實地的科學采證及檢查。
當然，可以理解的是，像其他國際組織一樣，世衛當前的窘境，主要還是資源匱乏，運作基金更是必須仰美國鼻息。在這方面，中國除了可以在資金方面酌量加碼捐獻，更為可取的作法是，在揚長避短的前提上，不妨以自己在醫護物資的產能優勢，作為支援和賦能世衛的載體。打著世衛的旗號馳援，而具體捐贈與配送則由中國操辦。
借國際平台展威信
直觀來說，這是歸功於世衛，加強其領導威信；但另一方面，此舉也彰顯中國是現有國際秩序與機製的捍衛者、配合者。這在公共外交上既可讓中國與世衛相得益彰，也可同時令西方國家難有口實，可以指責中方的馳援是純以擴展影響力為出發。
簡而言之，聯合國麾下的多個國際組織是中國當前凸顯本身領導力，以及展現大國擔當的有利平台。若是應用得當，它對中國要通過一帶一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願景，將會是一股助力。
總的來說，“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必須要依托在多邊主義的基礎上，並通過國際合作組織來體現，才能成為國際共識。中方要把它打造成現有秩序框架下的新遊戲規則，它就必須是國際公共產品，而不再是蓋上“中國模式”烙印的主張。這會是一場硬核的攻堅戰，既要突破國際話語權的框限枷鎖，更要配以同國際接軌的表達話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