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家報道：李治宏
因為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大爆發，2020年是曆史上特殊的一年，但與此同時，大馬要在今年成為先進國或高收入國家的2020宏願，無法如願實現。
原因？各種因素交錯，導致這個深富前瞻性的國家願景落空。
如今甚至有位權威的專家點出一個問題：如果這些因素沒有迎刃而解，再多一個20年，2020宏願也無法實現，甚至不進則退！
這位權威專家正是國家銀行前副總裁蘇迪夫星博士。他早前在社交媒體發表的一篇文章中，指我國有5個趨勢令人擔憂，如果不加以克服，未來20年也難成先進國/高收入國家，甚至倒退！
這5大趨勢分別是：
1經濟失動力，增長走下坡；
2生產力增長疲弱；
3財政管理疲弱；
4社會凝聚力減弱；
5各層次治理失敗。
本文接下來會詳細探討這5大趨勢，以及建議解決方案。
首先讓我們回顧1991年，時任首相敦馬哈迪醫生提出2020宏願，要在2020年躋身先進國行列時，提到有9大挑戰必須克服：
1建立一個具有共同命運的大馬團結邦國；
2創造一個自由、安寧與發展的大馬社會；
3加強實現一個成熟的民主社會，實現一致觀點的政策；
4建立一個成熟、自由及容忍的社會；
5建立一個有道德與倫理觀念的社會；
6建立一個科學和進步的社會；
7建立一個愛心社會；
8確保實現一個經濟公平的社會；以及
9建立一個繁榮社會，使它的經濟有競爭、朝氣蓬勃、健全及有彈性。
最重要的是，從經濟角度，必須從1991年開始至2020年，連續30年內，平均每年取得至少7%的經濟增長率。
結果呢？大家都知道，30年過去了，由於種種因素“扯後腿”，上述9大挑戰沒有一樣獲得克服，反而有倒退的情況。
不僅如此，由於過去30年來發生多場經濟危機，包括1997/98年亞洲金融風暴、2008/09年國際金融海嘯，以及今年初爆發的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大馬經濟在這些危機期間都面臨衰退，連帶的，平均每年至少7%經濟增長的目標也落空，2020宏願自然無法實現。
蘇迪夫星
金融風暴後經濟增長減半
蘇迪夫星指出，上世紀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大馬經濟常年複合增長率高達8.39%，然而，亞洲金融風暴後的20年隻有4.58%。（參閱下圖）
但除了國內外的經濟因素，我國無法如願於今年實現2020宏願，問題症結在哪？
蘇迪夫星在上述文章中，一語道破2020宏願失敗的主因。
他在文章中這麼寫道：“2020年宏願是一個徹底的失敗，不是因為經濟形勢讓我們失望，而是因為那些負責確保實行相關措施的人，令我們失敗了。
“如果1991年提出的2020年宏願獲得認真的對待，它將對建立一個全民團結的國家產生重大影響，但如今證明一切事與願違。”
一個國民團結的國家，可以利用人民為了共同目標而團結起來的毅力，來面對任何挑戰。
然而，經過30年的演變，大馬今天非但沒有成為一個全民團結的國家，相反的，大馬仍是一個分裂的國家，很多事情都以種族和宗教來界定，並具有不同的經濟和政治議程。
蘇迪夫星點出，這不是曆史造成的一個偶然，而是一場政治遊戲計劃的結果。
30年前提出2020宏願時的9大挑戰，現在讓我們捫心自問：
1.我們的經濟是否強大，有彈性，具有競爭力和活力？
2.我們是否是一個經濟上自以為是的社會，財富分配合理，沒有任何歧視、剝削和不公正待遇？
3.我們是否一個自由、寬容和知識淵博的社會？
4.我們是否一個有道德的社會？
5.我們是否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
6.我們是否擁有一個“馬來西亞民族”（Bangsa Malaysia）？
蘇迪夫星說，上述問題的答案不需深入思考就呼之欲出：我們不僅未能實現2020年宏願的上述目標，事實上，我們已不進則退。
在政治人物始終無法克服各項社會與民主挑戰下，我國的社會凝聚力已減弱。
問題出在哪裏？簡而言之，不是不利的情況造成2020宏願無法落實，相反，盡管這些目標得到了良好的宣傳，但它們並不符合當權者的政治利益。
李興裕
缺果斷改革 無政治決心
中總社會經濟研究中心執行董事李興裕指出，蘇迪夫星提到的上述5大趨勢，正是阻擾大馬成為高收入國家的結構性問題。
他接受《南洋商報》專訪時說，許多長期存在的差距、結構性經濟問題和薄弱環節仍未解決，影響了大馬的經濟和體製改革，邁向成為先進國和包容性強國家的步伐。
其中包括缺乏進行大膽而果斷的經濟改革、缺乏充分的治理改革以改善有利的投資環境、缺乏勞動生產率和資本效率（技術投資）來推動增長、投資更多地集中在物理結構上而非機械設備上，這對於提高經濟的生產能力至關重要。
他強調，如果仍沒有強大的政治決心來解決上述結構性弱點和障礙，即使政府繼續每5年推出一個新的大馬計劃，大馬也將繼續深陷中等收入陷阱。
“事實上，大馬的政策決策人每次檢討5年一次的大馬計劃時，都清楚了解上述部分結構性問題，但由於推行政策時出現的缺陷，以及由於在經濟改革和采取民粹政策以爭取選民支持之間尋求建立一個平衡點時，因為擔心引發政治反彈而無法作出改革，這些問題至今仍懸而未決。”
白文春
政局不明 過度扶貧
興業投行研究高級經濟學家白文春指出，蘇迪夫星提到的上述5大趨勢惡化可說是一針見血，問題的根源就在於政治持續不明朗及政府過度的扶貧政策。
以新經濟政策為核心的扶貧政策，主要透過兩大宗旨：消除貧窮和重組社會（消除按經濟功能和地理位置來區分種族）來進行，目的在於解決種族之間的收入不平等問題。
然而，時至今日，我們仍在討論各族收入不平等，政府仍繼續采取扶貧政策的課題。
據早前的報道指出，按照政府的方略，這一扶弱政策的先決條件是維持高經濟增長，因為財富/收入再分配的策略，是建立在經濟蛋糕的不斷擴大之上。
雖然新經濟政策在降低貧窮方面取得很大進展，並提高經濟處於弱勢的土著/馬來族群的經濟地位，創造出龐大的馬來中產階級與企業精英。不過，自1990年代初開始，馬來西亞的收入不平等狀況卻又開始惡化。
出口貿易長期走下坡
蘇迪夫星在進一步講述上述5大趨勢的第一個趨勢，即大馬經濟失去動力時提到，80年代中期原產品價格暴跌後，我國采取的工業化及吸引外來直接投資政策奏效，大量日本資金進駐，協助我國製造業活動大躍進，出口增長也強勁。
強勁的出口帶動國內需求，令大馬錄得史上最高經濟增長，但，這一切在金融風暴後幻滅。
打從1997/98年的亞洲金融風暴起，我國出口對國內生產總值（GDP）比率、出口增長及整體貿易皆長期走下坡。（參閱下圖）
製造業對GDP的貢獻比重持續下行，從金融風暴後的30%，於去年跌至約21%。
蘇迪夫星說，這或反映大馬的國際競爭力轉弱，不斷流失出口市場。
基於出口與國內消費與投資活動息息相關，當出口持續下跌，國內經濟增長將更弱。
他說，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 有助於大馬進一步開拓海外市場，但也可能加劇國內競爭，傷害本土企業。
白文春指出，大馬吸引外來直接投資的政策成功推動私人投資與增長後，卻由於熟練員工和專才短缺，無法轉型和提升價值鏈，國內投資也無法在外資開始下跌時填補真空。
投資意願低難轉型
拉曼大學商業與金融學院副教授黃錦榮博士指出，大馬經濟過去20來失去動力已是不爭的事實，整整20年，國內外投資者的投資意願都非常低。
他說，亞洲金融風暴前，包括購買土地、人力資本等在內的國內商業投資占GDP約40%，到了2009年時任首相拿督斯裏納吉執政年代下跌至30%，如今進一步下跌至約20多巴仙。
“我們本應有更多投資用在購買更多機器、培養人才等，但卻因為私人投資持續下跌，資源沒有獲得善用，結果生產力沒提升，形成生產力和薪金增長偏低的局面。
“大馬是一個開放型經濟體，高度依賴進出口貿易，而投資和進出口邊走勢息息相關，當出口占GDP比率、國內投資占GDP比率等都下跌，研發、廣告、設計等無形經濟活動的投資下跌，都對大馬經濟非常不利，因為這些都是經濟轉型的重要方向。”
黃錦榮
生產力增長疲弱
由於國際市場競爭激烈，出口領域一般被視為比國內領域有更高生產力；但當出口占GDP比重變少，會對整體生產力產生怎樣的影響？
這就是蘇迪夫星提到的第二個令人擔憂的趨勢：生產力增長疲弱。
他說，削弱生產力的因素包括：
1. 女性職場參與率偏低（15歲大馬在職女性隻有51%，相對新加坡和泰國都是約61%，越南73%）
2. 過度依賴廉價外勞，不僅拉低收入，也令經濟停滯不前及侵蝕商企投資高增值活動的動力。
3. 教育體製失敗，導致大專生技能偏弱，受雇能力偏低。長期失業率低顯示大馬就業率高，但問題普遍不是高技能和熟練員工。
4. 政府至今未能通過高增值工業，創造高薪工作，大力重組和轉型經濟。“寄生蟲企業”的存在和官聯公司深入許多領域，負面影響國家競爭力
5. 公仆規模臃腫及聯邦及州政府官僚機構繁多，對經商環境負面影響。
6. 人口日益老化，10年後15%人口是60歲以上樂齡人士，拉低國家未來生產力，難以維持現有生活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