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冠狀病毒病危機突顯——並加劇了——我們對數字技術的依賴，社會隔離規則迫使人們將其工作，教育和人際關係完全放到了線上。
但隨著政府頒布大範圍緊急措施，包括打擊虛假信息和追蹤感染病人的接觸者，這場危機也對數據自由構成了嚴重威脅。
近十年來，人們的數據自由度在全球範圍內持續下降，這主要是由於大眾監視行為的不斷推廣采用以及對政治言論的操縱。
疫情可能會加速這一過程，因為它為政府提供了一個令人信服的理由去迫使其轄區內的企業控制內容並移交數據。
可以肯定的是，科技公司在確保人們接收準確信息方面是可以發揮作用的，尤其是在當前這個“信息疫情”期間。
而且廣泛實施的接觸者追蹤（例如通過支持藍牙的手機應用程序）或許有助於各國更安全地重新開放其經濟——甚至一些死硬派自由主義者也會對這種可能性表示認同。
政府監視侵犯自由
但是（包括對新聞記者和人權維護者的）內容控制以及將用戶數據移交政府其實是一個滑向審查和監視的過程。
這些都是對公民自由的嚴重侵犯，而科技企業應當對此有所提防，不可盲目接受那些可能助推這類行為的政府要求。
但是要抵製這類要求可並不容易，而且私人和公共部門之間在數據共享方面的爭端也往往充滿爭議。
這也是為何在2008年由我擔任主席的全球網絡倡議（Global Network Initiative）組織製定了一套《言論自由和隱私原則》。
這些原則以國際法為基礎並受到本組織的監督，旨在指導企業如何處理來自政府的內容審查，限製訪問通信服務或共享用戶數據請求。
我們每兩年會對參與全球網絡倡議的企業的準則實施狀況進行一次獨立評估。而之前對11家技術和電信公司進行的最新一輪評估——盡管在疫情之前——也為試圖應對政府施加的新壓力（無論是故意的還是出於其他原因）的企業提供了寶貴的經驗教訓。
第一個教訓表明本傑明·富蘭克林的名言“事前一點預防抵得上事後一堆的補救”不僅對人類健康（或防火安全，也是富蘭克林的原意）有用，也適用於人權方面。
盡職調查減輕風險
盡管沒有人可以預知未來，但企業可以運用盡職調查來確定審查和監視風險並加以避免或減輕。諾基亞評估設備銷售的流程以及微軟將律師納入其業務組以協助維護用戶權益的做法就是這種手段的例證。
其次，無論實際情況如何具備挑戰性，增加透明度的舉措始終是值得的。例如禁製令經常禁止企業披露有關國家安全要求的信息。
但全球網絡倡議的評估顯示企業其實可以做出反擊，比如通過在法庭上對此類命令提出質疑，與那些使政府能夠掩蓋其監視活動的法律進行抗爭，並提高自身報告的透明度。
保持通信網絡可訪
第三個教訓則是企業可以在保持通信網絡可訪問性方面有更多作為。
對此類網絡加以限製會危及各類緊急服務，減少對重要公共衛生信息的訪問渠道並阻斷足以挽救生命的遠程醫療，這使其成為一項在疫情期間尤為危險的政策。但如今政府命令下的斷網行動正變得日益普遍。
在這方面有覆蓋七個國家的六個案例研究表明，相關治理法規的缺失或不足常常會推動這種命令。此外企業可能會覺得自己別無選擇只能遵從，無論是由於缺乏法律手段還是其員工確實遭遇了某些安全風險。
然而企業已經可以設法抵製口頭關閉命令，迫使政府援引相關法律規定去下達一些蓋章簽名並注明日期的書面命令。
有些企業通過要求將此類命令上報給高級管理人員來實現這一目標，有些則直接與當局接觸以說服他們縮小中斷範圍並限定於特定站點或服務，而不是關閉整個網絡。
製定強力政策
第四個教訓是抵禦政府不當壓力的最佳方法是製定強有力的政策和程序。
各國政府通常會抬出一些有說服力的理由——比如疫情，恐怖主義，拐賣虐待兒童和網絡犯罪——去迫使企業交出數據。
而企業則需要一個以國際人權法為基礎的清晰可靠的體係來處理此類請求，以確保那些協助解決安全風險的努力不至於抑製言論自由和侵犯用戶隱私。
全球網絡倡議評估還提供了有關企業如何讓自身應對措施適應不同司法管轄區的見解。
公民自由推動健康
隨著世界各國政府推動技術企業將其數據用於對抗新型冠狀病毒的鬥爭，監督和問責也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
企業必須意識到公民自由是全球衛生健康的關鍵推動因素，而不是讓步說有效的疫情應對措施需要侵犯言論自由和隱私權，並且采取相應行動——即便是在政府還未做出這類舉措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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