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記得首相拿督斯裏納吉在2010年提出經濟轉型計劃（ETP）嗎？當時距離2020宏願的目標隻有10年，納吉對此推出上述計劃，旨在讓國家於2020年成為高收入國。
7年過去了，雖然我國人均國民總收入（GNI）已提高至4萬713令吉，但若用美元計算，隻有9630美元。而世界銀行所定義的高收入國，其人均GNI必須超過1萬2235美元。
高收入國，這個夢還能圓嗎？我們的國家到底出了什麼問題？為何總是卡在“中等收入陷阱”裏？
目標遙遠 5症結拖先進後腿
作為大馬子民，我們都希望國家繁榮強盛，每個人都可以擁有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環境，收入和生活素質也年年提高。
由此，政府才設立“2020宏願”目標，讓我國屆時能成為高收入國。
如今，來到2017年杪，距離2020年還有2年，依照目前的經濟和人均收入來看，馬來西亞能夠在短時間內踏入高收入國的門檻嗎？
按照世界銀行於今年7月1日的更新定義，要成為高收入國家，其人均國民總收入（GNI）必須達到1萬2235美元（約5萬1773令吉）。
根據2018財政預算案前夕公布的經濟報告書，政府預計今年的人均收入將達4萬713令吉，明年進一步攀升至4萬2777令吉。
不過，如果按照令吉兌美元彙率現價來算，我國的人均收入卻縮水，從2012年的1萬38美元減少至去年的8424美元。我國不但沒有邁向高收入國，反而漸行漸遠。
中等收入陷阱5症結
大馬是高度依賴外勞的經濟體，且大部分企業都從事傳統行業，創新氛圍相當低，更不用說高價值或尖端科技領域。
這或許是我國遲遲無法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症結。不過，除了創新不足，我國還面對哪些阻礙？
這一次，《南洋商報》專訪興業研究經濟學家白文春、豐隆投行研究主管兼經濟學家徐克宇，以及馬來西亞中華總商會（中總）社會經濟研究中心執行董事李興裕，點出我國經濟架構中的弱點以及解決之道。
1.企業過度依賴外勞
翻閱全球發展史，絕大部分國家都是通過科技發展立國，成功朝向發達國家，而不是使用低價且低技術的外勞。隻有大馬，依賴外勞從事低端工業，拉低整個國家的經濟價值鏈。
徐克宇提到，目前過多企業依賴外勞，阻礙發展，乃至影響國家經濟朝向高價值層次，對收入增長毫無幫助。
近30年來，企業對外勞的依賴越來越重，造成運作模式不變，所謂的優勢就是員工成本低，即通過大量使用廉價外勞來壓縮成本。也就是說，這30年來，我們的強項不是技術，而是“專業”使用外勞。
2.不願分享營運成果
談及薪水，徐克宇給出驚人的數據：本地企業賺的每1令吉，隻有35%（35仙）是流到員工手上，遠遠低於企業區域水平。
“這數字在鄰國新加坡為45%，台灣與香港介於45%至50%，美國和其他歐洲發達國家高達50%至60%。”
他指出，我國企業在這方面的意識低，導致從市場賺取的資本沒有均勻的流到市場消費者（員工）手中。
3.缺乏高端技術轉移
政府不斷重唱中國及其他國家的外國直接投資表現如何如何，但那畢竟隻是“投資”，重要的是，我國是否有從中承接外來高科技和高價值技術和專業知識？
外來投資的活動，多數隻是旨在參與基礎建設項目而從中獲利，至於是否有技術轉移，那就另當別論。技術轉移能讓我國掌握更多專業技術，提高在世界舞台的地位，大大增加競爭力，最終反映在收入的提高上。
白文春說，一般隻有貧國才會積極尋求外資來協助參與國家建設項目。
“目前，政府重視高科技和重工業的態度不如上個世紀90年代熱烈，反而專注在包括中國等國外來的投資舉動。”
4.工作態度有待加強
談及亞洲經濟奇跡，不得不提到亞洲四小龍，即台灣、韓國、香港及新加坡。這四個經濟體在上個世紀表現出驚人的經濟跳躍式成長，多多少少關係到當地員工的積極態度。
相較於國內，雖然不少私人領域表現積極，但政府公務員的效率仍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因此，在這大環境下，提倡四小龍的積極精神及高效主義，似乎困難重重。
白文春解釋：“如果你留意這幾個國家的企業，就會看到員工的工作態度非常積極，他們都很投入工作，這體現出整個國家的人力資源態度。”
5.人才外流限製發展
迎來外勞，我們卻因為國家政策而流失大量人才，失去國家發展的最大驅動力。
白文春指出，那些包括新經濟政策下的土著優先政策，大大限製本地朝向自由市場邁進的潛能。
另一方面，在目前通貨膨脹高和市場低迷下，企業說：減少開支維持競爭力；員工則要求：增加在員工和營運效率上的投資，才能維持競爭力。
對於這類“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建議，哪一方才是對的呢？如此兩難，如何讓人才留下呢？
突破！突破！突破！
在詢問朝向高收入國的至關條件時，3位專家異口同聲道出一個重點：突破。
無論是政府還是私人企業，必須勇於製定革新策略措施，讓整個領域朝向創新、自動化及專業化發展。
創新是唯一出路
幾乎所有發達國家，無論是官方或者民間，都高度重視“創新”，因為他們深信，這世界唯一不變的東西就是“變”，要在變化多端的環境下生存，創新才是唯一出路。
李興裕指出，我國大部分企業從事傳統行業，雖然創新和高科技行業不是主流，但仍能在基礎上創造出高效率工作程序，提高生產力。因此，這裏提到的“創新”，不單單指“創新產品”，也是自主研發能大幅度提高企業效率的操作技術。
最好的例子，就是不斷在公開場合上提出“產業自動化”論述的頂級手套（TOPGLOV，7113，主板工業產品股）。
頂級手套近年積極走向數字化，已投資感應器和數據收集器材提升生產線，逐漸全面自動化。目前，每天生產線平均所需的員工數量維持在21名，低於8年前的29名，減少幅度近30%。
企業需培訓員工
白文春、徐克宇和李興裕都認為，企業必須要先主動，投資提高生產力，才能在惡劣的營運環境中生存。
李興裕指出：“國內企業應該趁機享有政府針對‘工業4.0’推出的福利，積極提升生產效率，達到成本減低。”
另一方面，企業也不能對員工吝嗇，除了透過加薪和花紅大方與員工分享營運成果外，也必須讓員工參與培訓。
白文春解釋，企業不要抱持著培訓計劃是“為員工的下一家公司培訓”的想法，因為這是要與薪酬和獎勵計劃配合才能解決的問題。
應製定獎勵計劃
如何提高競爭力？或許隻需製定一個誘人的獎勵政策就可。李興裕提到，不少企業正面對員工流動過大的困境，這點可能牽涉到公司沒有一套公平且誘人的獎勵政策。其實獎勵政策對公司和員工來說都是公平的，公司可從中獲得提高產能的機會，而員工則可以透過付出的努力得到應有的酬勞。
此外，在獎勵政策下，公司也可以製度化設立關鍵績效指標（KPI），讓員工能清晰了解公司未來發展方向。
提高最低薪金製
徐克宇提到，雖然政府提高最低薪金製，試圖要企業減少依賴外勞，然而最後弄巧成拙，企業不但沒有減少外勞，反而讓外勞增加收入，讓國家流失更多資本。由此，進一步提高最低薪金製，才能加強企業的警覺心，讓他們轉聘本地員工，以達到留住資金，且提高整體國人收入的目的。
另外，人才也隨著薪酬和條件而流動，因此調高薪水能招攬更多人才。
需再推轉型政策
政府若要突破目前的“中等收入陷阱”，必須推出具突破效果的轉型政策。
白文春坦承，政府隻是一味從事油氣和基礎建設的投資活動，並沒有達到應有的效果，直接激勵收入表現。政府應將企業轉型和創新領域作為國家發展的主軸。近期，似乎看到政府重視工業4.0和創業等相關活動。然而，在2018年財政預算案中，這些並沒有成為國家發展主軸，而是將公務員的營運開銷作為主角，政府僅一味“熱忱”於為大選鋪路。
提高市場競爭力
白文春認為，除了薪水因素外，國家政策才是導致人才外流的主因。
他以其他亞洲發達國家的例子說明，朝向高收入國家的主要特征，是市場自由開放競爭。
“政府和企業應該對人才一視同仁，不應有膚色和性別之分，因為唯有人才才能提高競爭力。”
這點可以從亞洲發達國家如韓國、日本、新加坡，甚至仍處在發展中國家的中國看出端倪，至今，這些國家仍對全世界人才保持開放態度，維持經濟和技術強國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