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道：陳星恒
印巴克什米爾衝突再起，雙方在實控線附近交火。新興民族國家亟待反殖民再啟蒙，超越殖民者所設計的宗教衝突火苗，擺脫西方霸權。
4月22日，印控克什米爾地區帕哈爾加姆鎮發生針對遊客的恐怖襲擊，造成至少26人死亡，死者包括25名印度公民和一名尼泊爾公民。
激進組織“抵抗陣線”宣稱對此負責，其聲明直指印度政府通過移民政策改變克什米爾人口結構的“殖民化策略”。
印度迅速將矛頭指向巴基斯坦，指責其支持跨境恐怖主義。印度政府關閉兩國邊境口岸、暫停《印度河水資源條約》、驅逐外交官、暫停發放簽證。
巴基斯坦則以關閉領空、暫停貿易、驅逐印度武官等措施反製，雙方在實控線附近交火，緊張局勢達到近年頂點。
印度自2019年單方面廢除憲法第370條、取消克什米爾自治地位以來，長期采取高壓政策，推動外部移民，激化了當地穆斯林群體的生存危機。
這一政策本質上是殖民邏輯的延續——軍事高壓和族群結構改造，正如19世紀英國分割南亞次大陸。
這次的動蕩根源，早在1947年英國撤離南亞時就已埋下。克什米爾位於南亞次大陸西北部，在中國、印度、巴基斯坦三國交界處。14世紀，克什米爾地區出現伊斯蘭政權。19世紀中葉開始，克什米爾地區成為英屬印度的土邦，並逐漸形成了王公貴族大多屬印度教、平民多信奉回教的宗教結構。
英殖民者劃出裂痕
1947年的“蒙巴頓方案”按宗教劃分印巴邊界，印度首任總理尼赫魯在多個場合強調克什米爾地區對於印度通往中亞的重要性，巴基斯坦首任總理阿裏·汗則視其為“國家頭頂的帽子”——雙方均以“國家安全”之名爭奪殖民遺產。為了爭奪克什米爾地區，印巴兩國爆發多次衝突。
1947年，印度通過憲法第370條，賦予克什米爾地區除外交、國防和通信等領域外的“特殊地位”，表面尊重地方自治，實則將其納入中央政府管轄體係；2019年廢除該條款時，印度政府動用軍隊封鎖克什米爾全境，切斷通訊長達數月，逮捕意見領袖和示威群眾。這種“殖民遺產內化”現象印證了後殖民學者弗朗茨·法農的批判：新興精英階層沿用殖民統治邏輯和工具，維持權力的運行體係。
雙重性精神內核
新興民族國家的精神內核呈現雙重性：一方面依賴反殖民的民族主義敘事確立法理（如印度自詡“不結盟運動”領袖），另一方面卻爭奪殖民遺產劃定的勢力範圍（如印巴對克什米爾的爭端）。
印巴對克什米爾的爭奪，正如曆史學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言：民族主義構建依賴“想象的共同體”，而殖民邊界成為這種想象的物理載體，即使這些邊界割裂了族群與文化。
諷刺的是，殖民時代的“分而治之”策略在後殖民時代演變為“內部分裂”。中央政府與地方政權的權力博弈中，邊疆地區往往被工具化。以克什米爾為例，印度通過軍事管控整合爭議領土，巴基斯坦則以“道義支持”克什米爾訴求維係話語權。
長期衝突僵局形成“可控動蕩”模式：避免全面戰爭，卻默許局部摩擦以維持國內政治敘事。此狀態下，克什米爾青年失業率奇高，軍事支出擠占民生投入，發展問題被長期邊緣化。
霸權國家製定國際秩序
以聯合國為首的戰後國際體係承認殖民時期邊界合法性，客觀上為新興民族國家成立提供疆域法理依據，卻也延續了殖民主義時期的矛盾和衝突，並不斷發酵。
此種法理矛盾根源於國際組織的本質缺陷——國際組織並非完全中立，而是大國權力博弈的角力場。歐美國家憑借曆史積累的優勢，將國際規則塑造為維護自身利益的工具。
面對不同的地區衝突，國際組織幹預力度卻存在明顯不同。美國積極介入科索沃戰爭，但對克什米爾問題冷處理。背後是美國地緣政治的現實考量：美國需要依靠印度製衡中國，美巴關係早已貌合神離。這暴露了後殖民時代全球治理的深層困境——殖民遺產未被清算，而新霸權邏輯和零和思維已然嵌入新國際秩序。
南南合作挑戰西方體係
這種結構性矛盾催生了“全球南方”的覺醒。發展中國家開始通過“南南合作”挑戰西方主導的秩序。東南亞國家組建國家聯盟，展開多邊外交；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向非洲提供低息貸款，規避國際貨幣基金的附加條件；“一帶一路”倡議幫助沿線國家突破基礎設施瓶頸。
英國設計製度陷阱
距離英國1947年撤離印度時留下的《印度獨立法案》已接近80年，殖民者精心設計的“製度陷阱”至今仍在發酵——當2025年印巴兩國軍人沿著克什米爾實控線的據點嚴陣以待，他們的槍口瞄準的實則是同一套殖民程序的受害者。這種跨越世紀的製度性困境，將兩個新興民族國家同時推向了曆史循環的深淵。
要破解這道殖民者留下沒有正確答案的題目，不僅需要印巴雙方建立政治互信和溝通機製，更需重新認知和平穩定的克什米爾釋放的人口與資源紅利——它遠比民族主義裹挾下的民調和口號更具現實意義。
克什米爾地區的真正希望在於順暢的道路、大規模基礎教育、充足的就業，以及健康的經濟結構。幽穀叢林，藍天白雲，應讓克什米爾成為遺落在河穀間的明珠，而不是南亞的火藥桶。
萬隆精神建構平等分工
正如複旦大學學者薛星傑在萬隆會議70周年之際所指出的：萬隆精神的深層價值在於“去西方中心化”的全球治理觀，它要求新興國家既抵抗霸權幹涉，又超越本土沙文主義。
殖民地從民族主義的啟蒙中獲得獨立，但若新興國家僅滿足於形式的獨立，而未對殖民主義遺產進行精神層面的“二次啟蒙”——通過南南合作框架建構平等互惠的國際分工，以產業協作網絡取代零和博弈的擴張主義——便難以擺脫曆史循環。
曆史學家艾瑞克·霍布斯鮑姆曾警示：民族主義既是現代國家構建的工具（“解藥”），也可能因排他性和意識形態化成為衝突的根源（“毒藥”）。唯有將反殖民敘事的解放性潛力從沙文主義的枷鎖中釋放，才能實現真正的後殖民解放——這不僅關乎印巴，更是所有曾受殖民創傷國家的共同使命。
新聞來源：亞洲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