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家】當心,“狼”無處不在

《別讓盛開的玫瑰淌血》上篇

獨家報道：梁慧芳、黎添華

古羅馬詩人奧維德的《變形記》裏，菲洛墨拉被姐夫忒柔斯強暴後，舌頭也被狠狠地割下來。

作為報複，菲洛墨拉的姐姐親手殺了自己與忒柔斯的孩子，做成飯給後者吃，然後姐妹倆展開逃亡。面對忒柔斯追殺，無助的兩人向天神求助，豈料，3人頓時變成飛鳥，其中沒了舌頭的菲洛墨拉就化作夜鶯，暗喻著說不了的真相只能在夜間傳唱。

看回現實的今天，“老師開強暴玩笑”、“老師檢查月經”、“同學威脅強奸” “等事件頻傳，強權打壓禁口也不啻一刀刀地割著指控者的舌頭。

讓我們傾聽夜鶯的啼泣……。

盡管我國推廣性教育多年，兩性平等觀念高漲，但性侵與性騷擾事件卻不曾停止，加害者不會因為年齡或身分而不同其中年輕人經常被指因“無知”“衝動”“好奇”而犯錯，但這不意味著成年人就不會是加害者。

馬來西亞性學會理事長吳啟銘接受本報訪問時指出，很多時候加害者會做出這些舉動除了是因為性外，一些是無法控制自己的需要/欲望、或彰顯權力、有的則借此宣泄情緒，其動機也不一定就是性。

他表示，最近多起事件都被指發生在我們原以為安全的校園，而被指加害的則是老師與同學，所以才對我們的認知帶來很大的衝擊，但這也警惕了我們任何地點都可能發生類似事件，誰都可能是加害者。

“其實‘狼’無處不在，不會因為有性教育就不存在，隻是性教育係統完善且普及的國家相對較少案例。

吳啟銘也是性教育與性谘詢師，他發現，過去我們的教育往往隻教導我們不要成為受害者，卻鮮少教導我們為何不應成為加害者。這方面的真空，他主張應正視及教育。

另一個關鍵是，他發現很多時候加害者往往會以為自己和受害者的地位，足以讓他們做出上述行為。比如，老師以為自己可以和同學開這樣的性玩笑，或者同學認為他們可以以性來威脅自己的朋友。

“這些自以為‘沒有什麼大不了’的看法是不正確的。”

他認為，由於大家對性的開放程度不一，因此任何人在涉及性課題上，必須得更敏感。

強權欺壓霸權打壓

世界華人性學家協會成員蔡福花也發現，很多時候加害者往往仗著男性強權主義來欺壓女性，甚至認為一些玩笑或舉動是無傷大雅的，殊不知這可能對受害者帶來永遠的傷害。

她指出，在男女不平等的社會脈絡下，男性比較霸權強勢，因此女性很多時候成為嘲笑對象，甚至淩辱發泄的工具。

這看法印證了亞洲某國過去發生的多宗悲劇，在該國，國際媒體報道了女性及小孩被輪奸、甚至遭奸辱殺害的案件屢見不鮮，在在反映該國的社會氛圍是何等地歧視弱勢，尤其是社會階級較低的女性。

其中幹案的多為男性欺壓女性、年長欺淩年輕、種族性階層施暴階低賤群體，這無疑反映出權力結構上強勢欺壓弱勢的一面。

類似的不平等欺壓也發生在同性之間，蔡福花就以台灣葉永誌案件指出，較女性化的葉永誌在學校遭到欺淩，最後被發現浴血學校廁所中。追根究底，種種性別上，或性相關行為上的欺壓，都是一種強權欺壓弱勢的表現。

“最扯的是，背後整個文化與強權機構究竟如何應對這些件事？我們選擇靜默？息事寧人？還是嚴正看待此事？”

網絡性騷擾嚴重

也是台灣性學會認證合格教育講師的蔡福花就指出，性侵與性騷擾在進入社媒時代後將更嚴重，主要是因為10歲至18歲的小大人在探索性的階段時，成熟度不夠，無法很好地過濾網絡接觸的訊息，因此很容易成為不尊重異性的加害者。另一方面，這些人也很容易成了下手的對象。

值得關注的是，雖然線下類似事件頻傳，但目前線上的性侵與性騷擾也不少，危險性也更高。

她表示，社媒盛行的今天，視頻、照片、直播、偷拍等，已成為加害者的手段，這無疑直接把性侵與性騷擾演變成何時何地都會發生的悲劇。更甚的是，由於網絡上可以匿名，因此這對加害者幹案帶來了更多的“屏障”。

“網絡時代，它無孔不入，我們甚至連加害者是誰也不知道，最終可能查無此人。”

據悉，目前市面上就因為性愛視頻能賣錢，不法分子便開始進行偷拍或直播截圖來賣錢，甚至進行勒索，大大加劇了網絡性暴力的可能。悲哀的是，長期沉浸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下更可能會荼毒青年，讓他們認為這是再尋常不過的事。

本報2記者曾是受害者

息事寧人沒舉報

整體大環境讓加害者對性玩笑，抱著“尋常不過”的態度外，社會氛圍則是令受害者不敢站出來的原因。

撰寫今次專題的記者都認為，自己曾是性騷擾受害者，其中梁慧芳分享16歲時期因身體不不適去看中醫的經曆。

“中醫師說要進行推拿，怎知推拿時觸摸到我的胸部，我感覺不是推拿，是性侵犯。

“後來我將此事告知大人，他們隻說：以後再也不要去看這個醫生了。但並沒有帶我去舉報，就息事寧人。”

19歲時，梁慧芳到診所求醫，外表斯文的醫生將手伸入其胸部，然後說：“這是一種放鬆作用”。

“沒人告訴我，遇到性騷擾時需要報警，我也從未跟身邊人傾訴過這些事，隻有默默承受性侵犯所帶來的心靈傷害，當時社會也沒有給我勇氣報警。”

她認為，社會對“性教育”的討論也較為保守，因此鼓勵受害者舉報的風氣很少。

遭受訪者動手動腳

女性遭遇不測外，男性同樣也是受害者。黎添華在大學第二年到地方報館實習時，在采訪一名裁縫業者時，遭一名受訪者動手動腳，甚至強拉進更衣間，所幸抵抗一輪後脫險。

他向主管反映，主管隨口安撫，但沒進一步舉動，同事則隻笑說“或許是你樣子白白淨淨的關係”，沒有人當是一回事。

“大家似乎認為男性被騷擾後能自己堅強爬起來，但現在想起來，若我們當時采取行動，至少現在社會可能少了一個累犯。”

受害者難啟齒

蔡福花就認為，除了現有機製被指無法讓受害者在有安全感下舉報外，社會文化背景脈絡也是有關係的。

“對於部分友族來說，他們得面對民眾檢視的眼光，要舉報很不容易。華人方面，傳統文化裏對性事難以啟齒，加上華人注重‘以和為貴’，要說出來也有挑戰。”

不僅如此，一些涉及親人加害的案件上，部分受害者會自責、或基於愛對方、考慮到親情家庭，不想破壞關係，而對‘大義滅親’存有心理壓力。這也是為何，越是涉及近親的案件往往也就更難揭露。

若加害者是一些較有權力地位的人，受害者更難說出口。自稱相信已多次遭遇此事的梁慧芳就表示，由於對她下手的加害者都是‘專業人士’，因此她認為就算當年說了出來，也不一定有人會相信她。再來，那個年代，社會對遭受性騷擾或性侵犯的女人存有偏見，甚至會形象全無，所以社會普遍認為最好還是不公開不舉報，而多數受害者也只能默默承受。

法令不健全  舉報有難度

除了上述原因外，吳啟銘也點出一個關鍵：法律不健全。

他指出，性騷擾成立與否不是在於加害者的動機，而是受害者的感受，也因如此，它很難被定義，甚至導致受害者即便舉報了，加害者很可能也能以‘開玩笑’‘鬧著玩’等說辭脫罪。

“比如，我稱讚你‘你的胸部很豐滿’，喜歡的人覺得是稱讚，但若被稱讚的人覺得不舒服，才算是性騷擾。”這還得建立在受害者有沒有證據和證人的前提下，才能治罪，否則一切都可能被視為是一種單方面說辭。

盡管目前在刑事法典裏，有和性騷擾有關連的刑事罪行條文，但由於仍有模糊地帶，所以民眾要舉報也有一定的難度。

不難發現，就算許多受害者並沒有像《變形記》裏的菲洛墨拉般被斷了舌頭，但現實卻令他們形同沒了舌頭的夜鶯，而加害者因此慢慢成為累犯，多年來演著永不落幕的一場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