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认为，这个世界的问题是大政府过度强势，并权力集中。大马政府广泛涉及（主要是间接通过代理机构或者与政府关联的机构）大马境内的主要业务和机构的所有权与控制权。
庞大的公共部门与被通过使用各种法令严格监管的大众媒体、社交媒体和言论自由，致使大马执政党政府在各个方面（甚至商业机构）拥有相当强大的权力。
使用（或误用）官方机密法令（Official Secret Act）更增加了公共福利和个人利益之间的利益冲突可能性。
附带不良后果
目前大马政府（通过政府相关机构）在10大上市公司（以目前市值为标准）内拥有7家上市企业超过50%的股权，只有大众银行（PBBANK）、明讯（MAXIS）和数码网络（DIGI)是例外。
这些在很大程度上与政府相关的企业就如同间接性国有或政府企业（State-Owned-Enterprises-SOE），这是有违自由市场和自由竞争机制。
政府过度注重和参与社会企业，并通过各种法令和大型公共部门重度整治社会企业将会为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附带两个不良后果。
首先是这种类型的越权大政府可能会威胁立法、行政和司法权力之间的各自独立性质，这违反了西敏斯特议会制度（Westminster Parliamentary System），也对几乎所有东西都造成整体效率低下的和结果。
其次，我们也许拥有一个依靠政府不断给予庞大协助的系统。
过度依赖丧失竞争力
据弗里德曼，人的本性总是会让大企业去尝试得到那些特例赞助或辅助。
其实不只大企业，小企业、农民们甚至其他特殊群体的代表，都会尽量充分利用争取到的福利或政府辅助，以便能“安逸”地做生意或生存。
其实为了防止这些民众因为依赖辅助而过于“安逸”，也造成无法与外界竞争，唯一方法便是强迫他们相互竞争并制造“适者生存”或“越战越强”的现象。
因此，为了促使全面性公平竞争，政府不应过度参与企业性活动，或者说不应该对市场上的企业竞争造成不必要的干扰。
为什么庞大政府和独大企业共同并存是可能危及公平竞争的呢？
弗里德曼认为，没有企业能够平白无故地从我们这里得到的钱。
通常能让我们是认为付出的每一分钱都有同等的价值回报的东西才能使人们心甘情愿地买单。
在公平竞争的世界中，企业只能在有能力生产人们觉得值得购买的产品后，以出产此类产品赚取“血汗钱”。
然而，在现实社会中，一个企业可能间接地从利用政府强加给国外或国内竞争对手产品的关税得到优势，并因此而得到更多生意。
听起来很熟悉对吗？因为这便是大马政府为了维护大马汽车产业所施行的策略？政府又以怎么样的方式授予营业执照和合同呢？
那如果政府试图强加的限制性规定，或甚至禁止竞争对手， 就像德士司机对政府提出禁止Uber和GrabCar的要求呢？
那选择有政治联系或背景的知名人士当公司董事，是否又能为公司谋取一些“特别”利益呢？
系统领导取代领导人
一个好的领导人足以影响并带来一个成功的团队、公司或国家。
然而，这位领导人也是人，当面对钱财与权利的诱惑，他也许会按耐不住。
领导人也可能面临的超出了他的能力的挑战和威胁时挫伤的恐惧。
此外，领导者也是个凡人，都有将退休和死亡的一天。
继任的领袖可能不如原来的领导人出色。
如果通过系统领导取代所谓的领导人，以上的困境便会所有所不同。以欧洲足球为例子，我们可以引用曼联和巴塞罗那的领导制度。
曼联因弗格森教练（Sir Alex Ferguson’s）的领导而在足球界有了一定的地位。
当然，他的退休与教练更换也大大地影响了曼联的成绩。弗格森在曼联（1986年至2013年）任期内，巴塞罗那足球队有15个足球经理。
因拥有对的领导制度（即系统领导）如今他们仍然像以前一样强势。这是人类的领导（曼联）与体系领导（巴塞罗那）对比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借鉴历史教训
政治干预商业活动，是违反政府倡导但并没有实践的自由放任制度。
过度放纵政客摄商的结果便是导致任人唯亲、裙带关系和腐败现象，成为在大马的政治经济学内无所不在的因素。
有了这一些历史教训，我们不应重蹈覆辙。
（一）主导银行（Anchor Banks）还是政治性银行？
在1999年中即亚洲金融危机的后期，当时的财政部部长敦达因提出将58个金融机构合并成六个主导银行，后来却增加至有争议性的十个主导银行。
当时，多家主要股东们被认为与安华（在那个时候被前首相马哈迪革职）有亲密伙伴关系的几家大银行出乎预料地没有被选择在合并计划内。
如果主导银行的选择基于政治联盟而不是金融机构本身的性能和能力，我们的银行该如何变得强大和更高效率呢？
远东经济评论（2001年7月5日）和马来亚大学的哥美兹教授（Terence Gomez）也曾质疑在大马的企业和公共治理，特别是在这几项当时发生的事件上：
1.大马邮政（Pos Malaysia）突然私有化并出售给Phileo Allied银行（属于马银行）。
2.政治相关并有联系的人拥有银行业的股权。
3.马哈迪和敦达因之间的不合，可能在银行改革决策造成影响。
4.UMBC丑闻。
所有这些都已经是过去式。
然而，大马现在的经济环境或企业环境是否杜绝了一切如任人唯亲般的不良“传统”呢？
（二）从以前到现在都没有足够的检核与平衡
哥美兹教授多次评论大马的商业政治干预和辅助。
在所有他评论的事件中的其中一个他所他强调的问题，便是当时身为首相的马哈迪同时担任财政部长。
这样的不妥当举动已经成为一个“潜在传统”，之后的两位大马首相即阿都拉和纳吉也在任职首相时兼任财政部长。
如今，大马政府（或有关机构）持有大企业股权，而我们是否有一个健康的核查和平衡的标准以确保公平竞争和效率呢？
我们是否都淡忘了在1987年发生的茅草行动和司法系统动荡呢？
如果我国的商家能处于私人和非政治的立场上，至少企业和民间社会的力量仍然可以对政府和其作为施展有建设性的压力并兼具核查与平衡的重任。
（三）私有化失败将要重复？
在1983年落实的私有化政策有两个目标：
1.通过减少公共部门在经济中的存在与干涉，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
2.提高工作效率和生产力，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直到如今，政府在私有企业的大量所有权或间接控制显示了实行私有化政策的政府自打嘴巴的“笑话”。
大马企业不应该以一个“重要”人物作为运作的基础。
其中一项常见的现象便是上市企业通常会委任至少一位政治人物为“挂名”董事或仅仅依靠其创始人的创业或一个特定的所谓关键人物为基础。
整个经济不应该以政府的投资和控制为主。一个较健康与更可持续的方式，便是开发一个具有系统性的领导功能。
这才是有效、强大、公正、不受（或减少）个人利益冲突或不必要贪婪浮现的方式。
结论建立系统性领导
如果大马有一个如同弗格森般有领导能力的领袖，那么大马就该享有如曼联曾经拥有的那般成功，这是件好事。
不过，为了延长胜利的日子或成功的可持续性，大马最好是效仿巴塞罗那建立一个系统性领导。
一个系统性领导极为重要的基础便是强大和高效率。
对于经济效率，马来西亚需要基于公平和高质量的竞争环境，以及小型且有效率的政府，以创建一个系统性的领导地位。
然而，这涉及到修改现有政策即缩减公共部门、减少国内企业的政府参与，以及废除任何不公平或压制性的法律或法规。
（大马经济转型中系列之239）
撰文：夏伟文、陈薛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