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道:張燕蘋
（吉隆坡15日訊）盡管美國放寬了對馬來西亞人工智能（AI）晶片的出口限製，但同時加強對華為芯片使用的管控，顯示出“科技脫鉤”與打壓中國人工智能科技發展的趨勢持續存在；在此氛圍下，所有位於中美之間的國家，特別是我國，勢必面臨更艱難的平衡考驗。
專家向《南洋商報》指出，在人工智能領域，美國已全面對華“開戰”，大馬已幾乎失去保持中立的空間，“平衡者”的角色變得越來越難以維係。
專家說，盡管面對美國的“限製放寬”，大馬仍需要重新思考，如何在不違美國出口法規的前提下，繼續和中國科技企業保持合作。
“面對特朗普政府不可預測的政策走向，作為中小型開放經濟體，我國在未來仍需要在變局中見招拆招，同時必須在發展與監管之間取得精準平衡，避免成為科技競爭的犧牲品。”
隨著美國商務部宣布取消對大馬人工智能芯片的全面出口禁令，並將大馬重新列入“可有限獲取先進科技”的國家類別，我國科技產業短期內似乎迎來一線曙光。
然而，美國同時發出嚴厲警告，全球企業若使用華為製造的人工智能芯片可能將面臨刑事處罰。這個舉動也被視為美國或以管製科技與供應鏈為抓手，逼著各國選邊站隊。
黃錦榮：新管製機製未明確
大馬科技領域面臨選邊站
優大經濟係教授黃錦榮博士指出，盡管美國最新人工智能晶片出口管製有所調整，但這並不代表大馬已完全脫離限製，相關條例或將以新形式繼續實施，我國在科技領域依然面臨選邊站隊的風險。
他說，美國目前取消的是拜登時代的“AI擴散規則”（diffusion rule），但新的管製機製尚未明確。由於這項新規具有“針對特定國家”（country-specific），未來可能視國家個別情況製定條件，而非全面開放。
“所以，這不代表我們沒有限製，隻是換了一種形式，而新形式現在還不清楚。”
黃錦榮今日接受《南洋商報》訪問時指出，美國最新發布的文告依然保留部分限製措施，例如明確禁止企業使用華為生產的N910人工智能芯片。一旦使用該款芯片，就等同於違反美國關於人工智能芯片的出口管製規定。
“換句話說，即便企業本身並未被禁止進口美國的人工智能晶片，但若采用了中國（例如華為）製造的芯片，仍可能被視為觸犯出口管製。這也引發一個關鍵問題：在當前看似寬鬆、尚未明確設限的局勢下，我們是否可以預期中國會加大在馬來西亞的AI相關投資，例如設立中國模式的數據中心、推動芯片設計與生產等？
然而，問題在於，中國設立的數據中心極可能采用本國生產的芯片，尤其是在人工智能模型訓練等高度依賴大型數據處理的情境中，數據中心扮演關鍵角色。
如果這些數據中心使用華為芯片，是否就會被視為違反美國的出口禁令？
若是，大馬在中美科技對抗加劇下，是否必須更明確選邊？過去美方僅限製自家芯片使用，未幹涉中國芯片，如今的轉變或顯示中立空間正快速壓縮，此趨勢仍有待進一步觀察與厘清。”
所以，他認為這未必是馬中科技合作的新契機。
強化本地監管機製
黃錦榮指出，類似情況早在去年已有先例，當時卡塔爾欲采購美國芯片時，即被要求不得使用華為芯片。
他擔心，類似條款日後也可能成為美方與大馬談判時的條件之一。
“這並不是一個科技合作的契機，反而可能使我們更難維持一貫的中立與非對抗立場。”
他表示，大馬向來奉行不偏美不親中的中立政策，過去成功吸引外資設立數據中心及半導體工廠，成為“中國加一”戰略的重要落腳點。但如果美國新規全面限製中國芯片的使用，我國的角色將受限。
此外，他呼籲政府在法規尚未明朗前，應主動強化本地監管機製，尤其在芯片產地認證等關鍵環節，應由投資、貿易及工業部集中發證，以避免成為科技規避的漏洞。
“過去原產地證明可由商戶發放，現在應統一由投貿部負責，這類製度性調整有助提升我國在國際談判中的立場。”
“在未來面對更為複雜的科技與貿易規則時，馬來西亞須以更高標準的合規機製，確保國家利益不受侵蝕，同時也為產業發展爭取更多空間。”
林福炎
林福炎：硬性推向美國陣營
馬中高科技合作空間受限
北方大學經濟、金融與銀行學院林福炎教授表示，最新出台的美國人工智能芯片出口管製條規，實際上已將大馬“硬性地”推向了美國陣營，使我國在中美科技角力中更難維持中立。
他說，在人工智能領域，大馬已難再維持中立立場，扮演平衡者的空間幾乎不複存在。美國通過科技控制手段，向相關國家和企業施加隱形壓力，迫使它們被動地“選邊站”。
“美國的策略非常強硬，並非直接要求盟友，而是通過規則實現‘綁架’，強製各方服從。如果這種規則在全球普遍施行，科技領域將迎來一場全新的‘冷戰’。”
他說，雖然目前影響尚未顯現，但我國與中國高科技企業的合作空間正逐漸收窄，企業在技術應用上面臨高度不確定性和法律風險，同時在國際談判中也將被迫接受更多不平等條款的挑戰。
林福炎說，馬中的高科技合作空間面對被壓縮，項目受限，特別是在人工智能芯片和技術方面的合作變得異常困難。比如，雖然大馬企業可能使用美國英偉達的芯片，但隻要數據傳回中國總部，可能就被視為間接支持中國人工智能模型訓練，從而觸發製裁風險。這讓很多企業面臨極大的不確定性和合規挑戰。
“更複雜的是，美國的監管機製雖然沒有明文強製，但就像‘畫地為牢’，隻要規則存在，企業就只能謹慎應對，無法輕易突破。”
大馬被“綁上繩子”
林福炎說，大馬很難單獨應對，尤其是在人工智能領域，平衡的空間已經非常有限，甚至可以說，大馬已經被“綁上了繩子”。
面對這場科技冷戰，我國只能選擇在規則框架內謹慎應對。
“未來，若全球多國聯合起來，共同推動公平合理的科技合作新秩序，或許還有轉機。但目前，美國的科技霸權已到了難以撼動的地步，且相關製裁和規則極具壓迫性，令企業和國家不得不低頭。”
他建議我國需盡快建立獨立的“科技出口合規監管框架”，確保國內企業在國際供應鏈重構過程中具備法律與策略上的抗壓能力，避免陷入不必要的製裁風波。
在當前的環境下，我國需要積極參與多邊科技合作與區域創新聯盟，拓寬國際合作渠道；另一方面，也必須維護與中國在科技與投資方面長期建立的深厚關係。
盡管如此，林福炎強調，“芯片”並不等同於“人工智能”，馬中之間在科技層面仍有其他合作空間。
他指出，盡管人工智能領域因美方限製受到一定影響，兩國在高科技產業的其他板塊，如半導體製造、智能製造、綠色能源、工業物聯網及科研交流等，仍具備很大的發展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