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早阿茂就打电话来吵醒我，睡眼惺忪，大略听到几个关键字：“我……可能……COVID。”然后就把睡意都赶走了，因为我才刚见过他不久。

我弹起来，问明细节，原来不是他患病，是他和确诊病人有接触，他已第一时间去检测了。这下我就不便出门上班了，心里暗暗怪责阿茂，怎能那么粗心大意。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老板和市民，我通知同事这状况，暂不去上班。翌日阿茂的检测结果出来了，没事，我高高兴兴地告诉同事，准备去上班。不料同事传来简讯：“你真的要来吗？不如你在家工作多几天啦！”我明白他们的担忧，有些同事家有小孩，但我仍感泄气，心里更恼阿茂。

过了几天我再通知大家要去上班，这次是集体已读不回，潜台词很明显。哎哟喂，我没病没痛没发烧，不管去购物中心还是餐厅，每家店都会欢迎我去消费哪！我自己的公司居然拒绝我？我还是去上班了，当然全程戴口罩保持距离，我还是老觉得大家都刻意避开我，相信不是心理作用。

我人生中首次感受被歧视，啊这都是阿茂的错！如果他小心一点……可是如果我真这样想，算不算也在歧视阿茂？

1980年代爱滋病在美国开始蔓延。早在30年代病毒已在刚果肆虐，传到了美国才引起世界关注。当时大家对爱滋病的认知有限，把病毒和瘾君子、同性恋者画上等号。有谁患病，一定是因为他生活不检点，与人无尤。

现在大家都明白了， 病毒传播的途径很多，丈夫传给妻子、输血误传病毒、母亲传给婴孩，我们也知道日常社交不会传染病毒，然而对病患的歧视和污名化至今也未全面消除。

凭自觉理智抗衡歧视

这样的歧视多少出于恐惧和自保，都是本能，也难怪。我同事不是真歧视我，只想确保家人健康。要抗衡歧视，只有凭自觉和理智。比如说，如果我的同事能理智想想，老板根本没接触过确诊病人；如果我能理智想想，阿茂怎知道工作地点有人确诊呢？而且阿茂没有粗心大意，他至少做到戴口罩。

我这样的无病例子尚且引来自己人歧视，真正确诊后康复的病患又会如何？沙巴的哈蒂妮·阿兹米在康复后分享自己如何面对社群中异样的眼光，仿佛患病是她的错似的，当然不是。我打电话问一位康复的朋友有没有类似经验，她说没有，身边的人都对她十分关怀，幸好社会中不乏理智善良的人。

我是不是一个理智、善良的人呢？我在考虑催阿茂早点还钱，还有今年扣掉同事的花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