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权益无关大局/章龙炎
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曾言,许多人(包括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只记得一些技术的东西,没有掌握经济学精髓。这就好像一个人满腹乐谱,却从来没听过音乐一样。
有了弗里德曼这席话,我就不需要担心给人说不懂经济学了。
经济学其中一个最重要字眼是“稀缺”,另外一个是“成本”。经济学可以说是研究分配与使用有替代用途的稀缺资源的学问。
因为事物稀缺,就有成本的问题,也就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问题。任何选择,都会排除其它选择。任何“交易”都涉及成本,比如你选择换政府,也需成本。
大马华人擅长经商,举世知名。按理,他们会很在意成本,包括政治选择的成本。按理是这么说,实际是绝大多数大马华人在政治上“不计成本”。
权力是政党终极“盈利”
政治的主轴,是处理利益的冲突。利益的冲突从何来?稀缺的资源。要了解政治的运作,不能忽略因资源稀缺而引起的各种冲突。
在组织政府的争夺赛里,取得权力是政党的终极“盈利”。极端地说,政党可以不计成本取得执政或者参政权。
在马来西亚,族群政治还是主轴;不管你喜不喜欢,承不承认,族群利益及权益应该是最大的成本,也就是特定族群需要追求的最高价值。
各政党组织政府后,在制定国家整体发展时,必需包括此因素并在两者之间协调,以取得一定的平衡,勿让狭隘的族群利益影响国家的稳定发展。
大多数华裔深信换政府,总不比换政府好。他们还以为稳定发展不是华人利益的一部分,平权政策对华人是百害无一利,以为贪腐是我国“落后”的罪魁祸首(忘了这是“交易”的成本),还无限放大选举制度、环保、教育制度(尤其涉及所谓的母语教育)等等的不足与缺陷。
追根究底,对国阵的憎恨,促使他们把换政府当作的终极本钱,因此照单全收非国阵联盟的“政治配套”,即使这个配套明显地对华裔不利。
之所以不利华裔,是因为华裔认为我国政治“应该”超越依然根深蒂固的族群政治。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华裔权益是华社的稀缺资源,有其他替代用途,其中之一是政治谈判(交易的筹码)。但是,大部分华人在过去10多年来,却认为华人利益只有单一用途:倒国阵。
也就是说,是华人自己以削弱华人权益换取“改朝换代”,还天真地以为这是不需要代价或付出成本的。结果是旧的不去,新的没来。
即使有些华裔知道这个残酷的事实,但大多数“大局”着想,眼不见为净才是上上之策。
华人权益,无关大局。或者说,为了大局,就不要再提华人权益。
能干问责,还透明吗?/章龙炎
2008年全国大选掀起“政治海啸”,民主行动党主导的政党联盟夺得槟城州政权。该党秘书长林冠英出任首席部长后,推出“能干、问责及透明”(CAT)口号。他还引以为傲,声称槟城是唯一提出这一“概念”的政府。不少支持者也确实认为林冠英理财能力出众。
2018年全国大选后,林冠英所属的政党联盟上台执政,他出任财政部长。或许因为自觉执掌槟州期间表现优异,有资格评论他州财务,他在2019年6月大胆预测:若继续由砂拉越政党联盟(GPS)执政,砂拉越三年内可能破产。他指出,砂政府2019年的财政预算高达110亿令吉,而储备金仅约300亿,若每年开支超百亿,三年即告“破产”。
但稍有财经常识的人一看便知此论站不住脚,甚至带有误导成分。首先,一个州或国家的财政,并非完全依赖“挖老本”,因为政府是有稳定收入的。
根据砂拉越首长(2022年3月改称总理)丹斯里阿邦佐哈里在2018年11月公布的2019年度预算案,总额虽达119亿令吉,却有1亿多盈余。
再者,砂副首长兼第二财政部长拿督阿玛道格拉斯于2020年11月在议会披露,2019年储备金为239亿7000万令吉,虽较2018年的270亿9000万略降,主要因前朝(希望联盟)政府取消已获批准的联邦项目,迫使砂政府动用储备金填补资金缺口。
林冠英的“破产论”,被视为典型的政治语言,带有煽动成分。事实上,砂拉越财政稳健,储备金仍维持在5年前水平,2025年税收预计可达200亿令吉。
反观槟州,财政储备则从2019年的21亿令吉,骤降至2024年底仅剩5000万。根据首席部长曹观友披露,截至2025年3月31日,州账面盈余为6500万令吉,但至5月2日已下滑至4300万。
槟财况比砂更堪忧
讽刺的是,林冠英近日在州议会中却要求现任政府解释为何五年间州财政骤降11亿令吉。他对槟州的质询语气温和,远不及当年对砂拉越的“破产论”来得激烈。
即便槟州财政状况比砂州更堪忧,曹观友对林冠英的质问也不过视作“恼人的苍蝇”。以林冠英的个性,若当年CAT口号下的政绩是真材实料,如今槟州表现不佳,他理应更为激烈反应。除非当年的“政绩”也不过是“吹”出来的。
如今,槟州政府在本质上仍延续林冠英时代的施政风格,政绩难有突破。
他当年之所以能被捧为“神”,多靠继承自国阵时期的资源支撑。
全国政治格局变化明显,更多人“向前看”,对执政者“前倨后恭”。而行动党领袖对马华政要的关注,似乎也远多于对林冠英的关注。